龚育之同志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但他似乎没有走远。每每翻开他留下的著作，都会感到他在同我们谈党史，谈理论，谈治学，娓娓道来，丝丝入扣，那么熨贴，那么睿智，那么引人深思。我有幸曾几次近距离地接触他，有他寄我的书和信，有我们一起的合影，常常唤起我对他的回忆。

　　2004年4月，我去昆明出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举行的换届暨学术研讨会，开会期间，见到了龚育之同志，此前听说他患脑梗塞住了院，一直为他担心。这次见到，感到他身体稍显孱弱，拄着手杖，但对人还是那么热情和悦，还应邀与我们合影留念。开幕式上，他代表中共党史学会表示祝贺并讲了对党史人物传编写的意见，还特别申明，讲话的第二部分，“代表我自己，是个人随感式的发言”。可这个“随感式”的发言，让我们从事党史人物编写工作多年的同志，感到思路豁然开阔，解决了我们经常讨论或争论的一些问题。

　　他讲了党史人物的研究与写作传记的意义，说：中国古代修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有纪有传。人物传记居中国古代正史的主体地位。我们现在不来争主体地位，但是一定要看到，人物传记在历史上、在党史上有重要地位。“没有众多的，鲜活的，生动的，有文采、有故事、有个性的人物传记，历史不就贫乏了吗？不就苍白了吗？不就只剩下几个社会发展阶段或几次路线斗争了吗？所以，要大大重视和加强党史人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