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致电中共。中共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几次作出对策调整,推动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转变。西安事变结束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笔者根据相关材料,对中共从审蒋走向释蒋,引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进行复原。

　　一

　　一些论著认为中共中央刚得知西安事变消息时,沉浸在欣喜若狂或难以置信之中。实际上,中共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在得知消息的当天,中共中央就分别向正在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潘汉年、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根据地的各兵团发出电报,对国共谈判工作、军事工作等作出初步安排,并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了对西安事变的长期打算。从这些电报的内容来看,中共的主要意图是要审判蒋介石,并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组织抗日联军,最后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在次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要讨论的也是审判蒋介石的问题。

　　对此,学术界基本认为中共在得知西安事变消息之后,由于阶级仇恨、消息闭塞等原因,没能一开始就准确地把握时局,一度提出审蒋决策。但是,从有关材料来看,诸多研究者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起初也不反对审蒋。从中共和张、杨的有关电报来看,张学良在12月14日一次公开讲话中曾指出:这次事变“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张、杨在和中共的往来电报中,称蒋介石是“反革命”,西安事变是“革命”。中共在电报中也直呼蒋是“元凶”,建议张学良在部队中公布蒋的罪状。从当事人的有关回忆看也是如此。西安事变过去半年后,蒋介石出版《西安半月记》,其中提到,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当天曾对他说:“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第二天,蒋介石在张学良和部下商谈时“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蒋介石虽疑心较重,但两次提到张学良有把他交人民审判的用意,不会毫无根据。负责看守蒋介石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曾回忆,张学良当时说的是:“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可以说,中共一开始做出审蒋罪行决策,与张、杨等人的态度不无关系。

　　二

　　12月17日,周恩来前往西安和张学良会谈,为缓和蒋系进兵、分化南京政府内部、赢得全国的支持,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经过几天的观察和西安事变的发展,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对蒋介石生命安全的威胁只会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