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了《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成元功编著。本书是一部凝聚着对周恩来、邓颖超深厚感情的回忆录。成元功曾任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历史地见证总理夫妇的简朴生活。为寄托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无限思念，作者用饱醮深情的笔触详尽地描写了他在总理夫妇身边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随周副主席去国统区工作

　　1945年12月，国共和谈，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延安前往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代表团其他成员有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陆定一、王若飞、吴玉章、邓颖超。我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行前往。

　　1946年春，国民政府决定还都南京。随着国民政府还都，中共代表团也于5月3日来到南京。同年11月13日，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反对，由国民党一党包办，召开了伪国民大会，导致国共第二次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于11月18日撤离南京回到延安。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时间虽然不长，总共将近一年，但有几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是第一次坐飞机

　　我是1945年12月下旬乘飞机从延安去重庆的。

　　1945年12月16日，我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成员，一起从延安乘飞机飞往重庆，去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和平谈判，即历史上所称的“国共二次和谈”或称“重庆谈判”。代表团成员除周副主席外，还有叶剑英、吴玉章、秦邦宪、王若飞、邓颖超。到达机场后，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发现有包重要文件放在办公室桌上忘了带，要我坐汽车回去取。等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杨家岭，拿上文件，又返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的行李也被带走了。没赶上飞机只好留下，等待下一次飞机的到来。

　　一个星期后，也即12月下旬，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班机回重庆，我和另外两个同志搭乘这架美国班机去了重庆。

　　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没坐飞机以前，我曾羡慕坐过飞机的同志，总觉得坐飞机一定很好玩，可以在空中仰望蓝天，俯视大地，别有一番滋味。万万没想到，我头一次坐飞机，就受够了洋罪。一来我们坐的是一架美国小型运输机，机舱没有密封，更没有现代化的暖气，只有几个铁座位；二来我的棉大衣已经打在行李里边被上次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带走了，在杨家岭等待的这几天，借穿的是乔巨英同志的棉大衣，临行前我又还给了他。一上飞机，就感到有些冷。飞机升空后，经过秦岭时，机舱里就更冷了，冷得就像冰窖。我和另外那两个同志，只好瑟缩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根本没有心绪从窗口里去欣赏蓝天和大地，更不用说那变幻莫测的云层了。

　　飞机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在下午6时左右才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这时我们三个人都感冒了。

　　白市驿机场是美军的军事基地，下飞机后，没有人来接我们。我又带着两支驳壳枪，不便行动。三人经过商量，由我留下看守行李，其他两人去打电话和八路军驻重庆红岩办事处联系，请他们派汽车来机场接我们。

　　他们走后，我便一个人留在行李堆旁看守行李。这时，天又下起了毛毛雨。重庆本来电力不足，在毛毛细雨中，电灯就像个发着红光的小火球。我是头一次出门到大城市，又是在机场，人生地不熟，既不敢轻易走动，又怕国民党特务前来盘问，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只好在濛濛的细雨中，忍饥受饿坐在行李上等啊等，一直等了有两个小时，那两个同志和来接我们的汽车才赶来。我们把行李放到车上，然后上车坐好后，汽车才开出白市驿机场，向重庆市区驶去。等我们到达中共代表团驻地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得知我们尚未吃饭，伙房管理员特地到街上给我们买了三碗阳春面(肉丝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