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用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统一思想，成功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指导问题的典范。遵义会议作为中共中央的一次重大决策会议，是在绝大多数与会者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的。而统一思想的关键，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军事实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从而明确回答了这期间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而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也就同时得到了恢复。因此，坚持用实践标准统一思想认识，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蕴含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宝贵的思想内涵和精神财富。

　　一、遵义会议酝酿准备阶段，党内对中央军事指导错误已经有所认识

　　遵义会议作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大历史事件，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准备到会议决策，以及会后落实完善等具体阶段，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复杂过程。而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酝酿准备阶段，党内和红军中许多人已经从实践中对中央的军事指导错误有所认识，多数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在实践中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不断提出建议和不同意见，甚至发生过激烈争论。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许多红军指挥员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逐渐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事实上，这期间“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又遭受重大损失，经过浴血奋战，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样的军事实践，必然要引起广大指战员对中央军事指导的疑虑。正是经过军事实践的检验，人们的思想认识才逐步统一起来。“在事实的教训下，部队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经常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进行交流，启发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来检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实践。毛泽东不但努力作大家的思想工作，而且在许多会议上充分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力求纠正博古、李德脱离实际的错误军事指导。这种情况，比较明显地反映在遵义会议前酝酿准备阶段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进军方向。周恩来提议邀请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这是毛泽东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决策会议。会上，毛泽东明确反对李德提出的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提出红军应该向贵州方向进军。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与会者同意他的意见。会后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

　　红军折入贵州后，于12月15日攻占黎平县城，并于18日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反对博古、李德提出的红军进入黔东的意见，主张继续深入贵州腹地，到黔西北遵义一带创建新的川黔边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得到与会者的赞同。12月底，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地区，部队准备强渡乌江。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否决了博古、李德提出红军不渡乌江，返回湘西的意图，而同意毛泽东等人的主张，执行黎平会议决议，迅速抢渡乌江天险，进占遵义。猴场会议还决定今后军委的军事决定必须报中央政治局，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以往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经过长征以来这几次重要会议上的交锋，以及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实践的思考，大家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导错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对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红军的处境、正确决定红军的行进方向，多数人都表示赞同。这就为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