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黄道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以往写中央苏区的文字，颂扬者居多，批评者也不少。新近出版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截取1933-1934年中央苏区全盛到败走这一时段，着重探索以往基于政治考虑而被忽略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力求追寻原初的历史面貌；以当年的而非后来的，描述的而非价值评判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考察历史的本然进程。正是作者对历史的敬畏，成就了这本以客观平实为特色而令人信服的良史。

　　一、革命源流：物质利益和精神鼓舞

　　革命，多由知识分子发起。反思中央苏区革命，首先遇到的是革命源流问题。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各地区之间极不平衡。以土地占有情况来说，中国东南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赣南、闽西地区又小于这个水平。“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有关调查中没有得到证实。”(本书31页)土地较为分散的赣南、闽西地区，竟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可证原先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联系起来的说法，站不住脚。

　　中共发动农民革命时所运用的平分土地的物质利益策略，对农民仍有吸引力。将地主富农占地强行拿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之外，还有大量公田可供平分。赣南、闽西宗族势大，公田占20%-50%，属宗族集体所有。轮耕经营，由族中年长有威望者管理，并受农民自发监督。中共把公田分给农民，由集体所有转为个体占有，这对于注重实际利益的农民来说，其影响非同小可。分到土地和财物的农民“一尝其味，绝不会轻易忘记”。他们“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皮干起来了”。很多人在尝到分田地、分财物的甜头后，便把自家和革命绑在一起，跟着共产党走了。

　　除开物质利益，农民也注重精神利益。但农民的身份意识，长期被漠视，处于沉睡状态。中共通过向农民宣传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使其抗争意识逐渐觉醒，这是农民拥护中共、投身革命不可或缺的政治、心理因素。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恰与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大小相一致。而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中共仍然得到大部分民众拥护，没有精神上的慰藉是难以做到的。

　　游民也有参加革命者，多以改变其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窘境，或借机报仇、发财、做官、讨女人等为目标。游民在中共队伍中，可以发生正面作用，也可能发生负面影响，直接或间接制约中共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订和贯彻。胡绳说，“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当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