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是怎样走进监狱的

　　4月16日凌晨3点，一辆警车把我从学校的宿舍带走了。先是带到了西城公安分局，次日又到了“炮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拘留所）。为了让我写材料，他们[TaMen]让我住在办公室，每天有人陪着我。

　　初生牛犊不怕虎。让我写，我就写，我把这些年的思想认识如实地写了出来。诸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如何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江青想当“红都女皇”，有政治野心；王洪文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缺乏理论水平、领导才能和群众基础等等。我当时[DangShi]的想法是，对党要襟怀坦白，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我错了，你们要能说服我。记得当时[DangShi]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警察，好像姓王，一直坐在我身旁。我写一页，他看一页，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可真敢写！”说真的，我当时[DangShi]听不出来他是什么[ShiMe]意思。一个[YiGe]星期以后，材料写完了，我就被转移了。

　　在警察的押送下，我坐上一辆挂着白窗帘儿的警车。从阳光上判断，车是一路向南，最后到了一个[YiGe]地方。警察收走了我的私人物品，把我带进一个[YiGe]房间，随手把门锁上了。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个[YiGe]招待所，但看到门上贴的一张发黄的纸，醒目地写着“监规”，这才意识到，我是进了监狱。

　　应该说，当时[DangShi]的触动太大了！尽管对毛泽东[MaoZeDong]的崇拜早已破灭，但毕竟从小是受党的教育长大的，对共产党还是热爱的。我只是意识到党内一些人出了问题，希望党能纠正自己[ZiJi]的错误，从未想过要推翻共产党！尤其是我一路很顺，在学校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年级组长、共青团书记、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多年来一直在学习马恩原著，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怎么会进共产党的监狱？！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频繁地“提审”。提审我的警察大多是复转军人，文化水平较低。在审讯中，我还是这样的原则，怎么想就怎么说，你要说我错了，必须说服我。我给他们[TaMen]讲张春桥提“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什么[ShiMe]问题，讲斯大林的“大屠杀”如何残酷，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等。看上去，他们[TaMen]似乎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ShiMe]。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TaMen]把我当成了天安门[TianAnMen]事件[ShiJian]的要犯。他们[TaMen]从我的宿舍中搜去了日记，其中，1976年4月6日，我记下了“天安门[TianAnMen]事件[ShiJian]的结论”：1.这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2.行动的目标是针对党内修正主义者；3.任何群众运动都有过火行为，诸如砸汽车、烧楼房，这是不对的。就是这篇日记，被当时[DangShi]的公安局长刘传新作为“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政治结论，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我也被他们[TaMen]封为“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ShiMe]委员会，我也不是什么[ShiMe]副秘书长。这是他们[TaMen]愚弄人民，将天安门[TianAnMen]事件[ShiJian]编织成“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ShiJian]的骗局。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召开万人批判大会，要把天安门[TianAnMen]事件[ShiJian]的要犯拉去批斗。之前的几天，审讯人员加大力度，逼我承认自己[ZiJi]是反革命。我不服，随即写下了《绝命书》，要效仿拉法格和劳拉，走他们[TaMen]的道路。这不是随便说说，我确实是有准备的。入狱不久，我每天梳头的时候，都会把掉下的头发收集起来，藏在褥子下面。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搓了一根很长的绳子，这根绳子我至今还保留着。《绝命书》递上去以后，让我躲过了一劫，没有把我拉去参加批判大会。

　　此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不知出于什么[ShiMe]原因，监狱当局从我的宿舍中拿来了一些书籍。于是，我又接着完成“我的大学”计划。我把《毛泽东[MaoZeDong]选集》当作历史资料来读，把废牙膏皮卷起来当铅笔，在草纸上作索引，写笔记。把苏联的《简明政治经济学词典》当作外语教材，从中学习俄文单词。同时，监狱里每天会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晚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这样，只要每天在学习、思考、关注外边发生的时事，人就不会被关傻了。

　　1976年是一个[YiGe]多事之秋。在狱中，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朱老总逝世和毛泽东[MaoZeDong]逝世。毛泽东[MaoZeDong]逝世的时候，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同牢房的刑事犯看到我感到很奇怪，又不是你爹妈死了，至于吗？其实，我和当时[DangShi]许多人一样，不是为毛泽东[MaoZeDong]的死而哭，而是为毛死后的中国前途和个人命运担忧；只要中国仍在黑暗中徘徊，我的牢狱生活就会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