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张学良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来看，西安事变当然是排第一位的。除此之外，张学良对国家命运影响最大的，就是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左双文教授告诉早报记者，“从这几个事情的影响来看，可能中东路事件的影响，比‘九一八’事件的还要大。”

　　“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1990年春天，年迈的张学良在向唐德刚口述历史时回忆道。他说的那一仗，发生在1929年，东北军的溃败导致中国最东端的黑瞎子岛被苏联军队占领，史称“中东路事件”。

　　“从张学良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来看，西安事变当然是排第一位的。除此之外，张学良对国家命运影响最大的，就是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左双文教授告诉早报记者，“从这几个事情的影响来看，可能中东路事件的影响，比‘九一八’事件的还要大。”

　　中东路事件是“改旗易帜”后的张学良所经历的第一次惨痛失败。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苏军阵亡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这也是中苏之间最大的一次军事冲突。

　　在《困境中的突围——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书中，左双文指出，中东路事件严重挫伤东北军的士气和形象，挑起了中俄一个重大的边界矛盾。

　　渊源

　　铁路被占成“报仇”良机

　　那一年，张学良29岁。既是盘踞东北的一方枭雄，又成就了易帜大业，颇受各方瞩目，这个“封疆大吏”正雄心勃勃大展宏图。他后来在“口述”中回忆说，自己当时“很想施展一下子”。

　　中东铁路成了张学良“施展”的由头。

　　这道呈T形纵横交错的铁轨，本是沙俄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在中国攫取的一项特权, 也是日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对象。十月革命后, 苏俄虽同意将其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但在中东路问题上却言语模糊。

　　年轻的“东北王”早想寻找一个“对俄国过去在满洲的不义行径报仇的机会”，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国内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声浪迭起，于是收回中东路权，成了张学良的首要目标。

　　“当时蒋介石、张学良有一个错觉，认为日本的威胁不是很大，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有所缓和，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左双文解释说，这也是张学良选择苏联而不是同样屡犯东北的日本成为“开刀”对象的原因之一。

　　更令张学良恼火的是，苏联对东北利益的控制占据优势，这是他最难容忍的一点。“深远一点的原因是，中东铁路共管的话，双方利益要均衡才能有合作，中国如果没有得到应得利益，肯定会不满。”左双文说，“在针对不满的解决方式上，张学良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1929年5月，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一群身穿制服的军人突然闯入，搜查建筑并带走了39名苏方人员及一批重要文件。原来在张学良的授意下，当时的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以反共为名，挑起了“反苏反共”活动。这也成为中东路事件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