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临走前，提出第二天还要来听意见，听两方面同学代表的意见。

　　3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把“八一团”、“革命团”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又找来两派的普通同学，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耐心做工作，希望他们两派学生不要对立，而要团结起来，共同把运动搞好。

　　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却是越来越紧张。

　　毛泽东的态度也越来越鲜明，语气也越来越严厉。

　　4日，刘少奇参加了全会中南组讨论。

　　对前一段的工作，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情。

　　他说：

　　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刘少奇没有想到，这次全会后，他真的下台了。

　　但他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准备。

　　4日下午，本来通知说是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全体会议。当代表们到达会场后，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开全体会议了，改为小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尖锐批评工作组问题，并对前一段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同时也含沙射影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毛泽东越说越气愤，眼看着又要牵连到别的人和单位。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再次对派驻工作组承担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当叶剑英汇报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有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个会场顿时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来了一个晴空霹雳。

　　平地一声惊雷起。

　　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