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成为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典型。在只有男耕女织才被视为劳动的情况下，商贾被视为“不劳而获”者，这种[ZheZhong]狭义“劳动观”催生了“仇富观”。晁错痛陈商人富贵、农夫贫贱这种[ZheZhong]职业等级观值得批判，但晁错在意的是商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晁错的重农抑商说和削藩说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心思想是维稳，商贾与封建[FengJian]诸侯互相“勾结”，动摇了皇帝手下干部们的威信，有利于封建[FengJian]制，不利于郡县制，这将直接动摇皇权。

　　《论贵粟疏》的结论是：“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以拜爵和免罪的方式鼓励纳粮，不是为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ShuiPing]，而是为了维稳且不惜破坏行政和司法体系。与原教旨法家相比，晁错的“进步”在于主张抑商，但是[DanShi]尚未主张严打商人。

　　批评抑商政策，在今天已经没有太大疑义。反省重农政策，却会遭到一系列质疑，难道农业[NongYe]不重要吗？农民生活水平[ShuiPing]不需要提高吗？农村要被边缘化吗？“三农”问题[WenTi]确实重要，但是[DanShi]以抑商和维稳为前提的重农政策，无助于解决“三农”问题[WenTi]，只能加重问题[WenTi]。

　　司马迁曾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论者常以农业[NongYe]水平[ShuiPing]低下为由，强调重农抑商才能解决温饱问题[WenTi]，故意或者无意回避农业[NongYe]水平[ShuiPing]低下的原因，恰恰是轻视工商。这种[ZheZhong]回避导致恶性循环，越是农业[NongYe]水平[ShuiPing]低下，越是重农抑商；越是重农抑商，越是农业[NongYe]水平[ShuiPing]低下。这种[ZheZhong]恶性循环，又成为循环论证的证据，证明重农抑商的必要。在这种[ZheZhong]情况下，重农的结果对民生未必有利，而是有利于维稳，有利于皇权。

　　重农没有问题[WenTi]，但是[DanShi]不能以抑商为前提；正如郡县制并非不可[BuKe]行，但是[DanShi]不能以中央集权乃至个人独裁为前提。重农、抑商和维稳的三位一体，不可[BuKe]能长治久安，只会导致又一轮治乱循环。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