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期，在中国[ZhongGuo]人享受着康乾盛世的繁华与腐朽的同时，西方社会悄悄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物质产品出现了狂飙式的增长。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自由与民主思想传遍欧洲[OuZhou]大陆，封建势力遭到沉重打击。陷入混乱之中的欧洲[OuZhou]天主教对外传教热逐渐降温。

　　1748年春天，意大利维苏威火山附近的农民在挖掘自己的葡萄园时，意外发现了埋葬于火山瓦砾之下的庞贝古城遗址。古城所保存的近1700年前西方文明的繁荣景象震惊了世界，也重新点燃了欧洲[OuZhou]人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兴趣。对于处于物质上升阶段的西方人来说，这一发现强化了他们对自身文明存在的优越感，对中国[ZhongGuo]文化和孔子的热情开始让位于对自己先哲的崇拜。1822年，歌德在他的《格言与反省》中写到：“罗马及希腊文学的研究也许将永远为我们高级教育的基础。……至于中国[ZhongGuo]、印度与埃及的古学，不过是新奇的事物而已；如果我们自己或世界能熟悉它们，自然也不错，但对于我们道德及美学上的教育贡献不大。”歌德代表了当时欧洲[OuZhou]的一种普遍观念：东西两个世界根本不同，中国[ZhongGuo]是一个已经完整的世界，而西方则正在发展变化中。中国[ZhongGuo]人“并非一种已死而无形的集体，而是代表了一种不能更加发展，属于凝固的形式”。

　　由于耶稣[YeSu]会在欧洲[OuZhou]参与了太多的宫廷政变，遭人诟病，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也对其予以强烈批判，1773年，教皇下令将其解散。消息传到北京后，教士们颇为愤慨，刘松龄(AugustinF.Hallerstein，1703～1774年)、蒋友仁因此气愤而死。

　　1783年，法国遣使会接受委托，来华解散耶稣[YeSu]会在华机构，在华的原耶稣[YeSu]会士只剩下10人，其中包括著名汉学家钱德明神父。钱德明是最后一位在华耶稣[YeSu]会汉学家，他于1750年来到中国[ZhongGuo]，

　　通晓溲、法、满、蒙等多种文字，著述颇丰。对处于工业革命中的欧洲[OuZhou]来说，一个已不再陌生的中国[ZhongGuo]使其产生兴趣的只能是资源，钱德明也受到这点影响。在他的代表作、15卷本的《有关中国[ZhongGuo]历史、科技，风俗习惯等的记录》一书中，对中国[ZhongGuo]的矿产、硼砂、褐煤、水银、羊毛、牛马等自然资源有着详尽的描述。欧洲[OuZhou]的迅猛发展与中华帝国的停滞给钱德明造成强烈的冲击，他不再一味赞美中国[ZhongGuo]，而是表达了某种隐忧：鞑靼皇朝(清朝)的政治目的仅仅是要人民安分守己，它极不重视和外国通商。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中国[ZhongGuo]接受。外国使团一旦被接受，使团的外交官员都由中国[ZhongGuo]政府配备车夫、翻译和仆人。这些服务人员受某部尚书领导，并必须向他汇报情况。外国大使讲什么话没有不被汇报上去的，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指定的馆舍，他们只能接见属于礼仪性拜访的客人，外出拜访也只能是礼仪性的。他们也只能出席皇帝[HuangDi]赏赐的宴会和演出。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使团成员包括了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的人员，即使出访不成功，也能使大英帝国了解一下未来的“资源库”。使团路过镇江的时候，发现清军拿弓箭、刀盾、长矛以及几支已经落伍的火枪在操练，由此对清兵有了初步评价——摆设。西方的成长让钱德明看到了再次在中国[ZhongGuo]传教的希望，病榻之上他仍致信给马戛尔尼：“中国[ZhongGuo]在接待派来的使团时，只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归顺和尊敬的表示。……不该为遭到拒绝而气馁。在中国[ZhongGuo]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是有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但可以反复提出同一要求，这并不会触怒他们的。”马戛尔尼对此的评价是：“钱德明神父懂得，如果欧洲[OuZhou]与中国[ZhongGuo]没有更好的关系，福音的传播就不可能有较大的进展。他很明白，如果中国[ZhongGuo]向我们开放贸易，将大大有助于他的任务。”

　　钱德明去世后，耶稣[YeSu]会在中国[ZhongGuo]的影响力基本消失。19世纪初，欧美新教传教士[ChuanJiaoShi]陆续抵达中国[ZhongGuo]，开始了具有侵略意义的传教过程。德国新教传教士[ChuanJiaoShi]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于1830年来华，他在广州创办《中国[ZhongGuo]丛报》，介绍中国[ZhongGuo]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典制、风俗、宗教及迷信。1836年，他在《中国[ZhongGuo]丛报》刊载了一篇《与中国[ZhongGuo]订约——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该文在追述了中外关系历史之后写道：最近在沿海的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法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他们自吹自擂的英雄们，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中国[ZhongGuo]，虽然是一个辽阔的国家，有三亿六千万众多的人口，却是一个极端孱弱的国家。……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ZhongGuo]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40年初，裨治文代表英国方面同中国[ZhongGuo]进行谈判，他这样记录同林则徐的交往：“每次争论都常常给我们反复的回答‘打仗不怕!打仗不怕!’当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显然准备孤注一掷于‘战争的运气’，令我们很是痛心。”

　　19世纪上半期，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ZhongGuo]由耶稣[YeSu]会传教士[ChuanJiaoShi]们赞美的“人间天堂”变成了一艘“腐朽不堪的大船”。然而，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宋的200多年间，从利玛窦到钱德明，耶稣[YeSu]会士们秉承着对上帝的信仰，历尽艰碓，在东西交流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