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胶着的信息[XinXi]控制与反控制

　　乾隆[QianLong]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乾隆[QianLong]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从表面上看，皇帝[HuangDi]处于科层制组织的最高层，又处在信息[XinXi]流通的中枢位置，他所掌握的信息[XinXi]应该比处在基层的官僚[GuanLiao]更全面、更准确。

　　恰恰相反。这个金字塔尖的位置恰恰使他处于被蒙蔽的位置。

　　一方面是君主企图通过控制信息[XinXi]来掌控官僚[GuanLiao]阶层和百姓；另一方面，官僚[GuanLiao]阶层通过截流信息[XinXi]来回避君主。在民众和最高统治者之间，信息[XinXi]的传递遇到了官僚[GuanLiao]阶层强有力的阻遏。

　　他们[TaMen]“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盖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YiGe]普通的清代官僚[GuanLiao]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YiGe]君主大伤脑筋”。

　　地方官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一般原则是就事论事的，如果没有出人命，就大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YiGe]官员主动向乾隆[QianLong]皇帝[HuangDi]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KongJu]。各省官僚[GuanLiao]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HuangDi]封锁消息。

　　最初，官僚[GuanLiao]们是有意无意地不让皇帝[HuangDi]本人知道有巫术事件在地方发生；而后，当皇帝[HuangDi]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官僚[GuanLiao]们又极力让皇帝[HuangDi]相信，这些事件是孤立的，地方性的；后来，当皇帝[HuangDi]已经强势介入，官僚[GuanLiao]们仍然尽力地通过过滤信息[XinXi]引导皇帝[HuangDi]做出和他们[TaMen]自己[ZiJi]一样的判断。

　　在清政府的政治体系中，官僚[GuanLiao]不仅是贯彻皇帝[HuangDi]意志的工具，也是皇帝[HuangDi]获得他的帝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信息[XinXi]的根本渠道。他只有根据官僚[GuanLiao]们给他的信息[XinXi]来做出判断和决策。

　　君主通过常规考评制度、私人亲信的秘密奏报、恩典庇护和法律制裁等加强对官僚[GuanLiao]的控制，而官僚[GuanLiao]集团则借助信息[XinXi]的截流、转移视线、集团内统一步调、将事件导入到常规化的安全轨道等来进行反控制。这是一场千古胶着的信息[XinXi]战。

　　弘历之败的“赛点”

　　全国性的除妖运动，也是一场动员过程，整个事件的展开，是围绕着中国当时的各个社会阶级或阶层对巫术这样一种东西的不同理解进行的，即是赋予意义。

　　叫魂案的三大参与主体是皇帝[HuangDi]、官僚[GuanLiao]和普通民众，“恐惧[KongJu]”是被赋予的共同意义。但是，恐惧[KongJu]是各不相同的：百姓恐惧[KongJu]的是妖术本身，弘历恐惧[KongJu]的是谋反本身，官僚[GuanLiao]们则为统治者的恐惧[KongJu]而恐惧[KongJu]。

　　乾隆[QianLong]版本的恐惧[KongJu]——清朝建国已经100多年，但是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亡明遗党曾经不屈不挠的反抗、甚至直到乾隆[QianLong]继位也依然在民间传递的“反清复明”的口号，使满族征服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

　　当妖术与发辫这类敏感词联系在一起，便触动了最高统治者的敏感神经。乾隆[QianLong]的判断所依据的理由，其实不是巫术事件及它所具有的意义，他判断事情的着眼点，始终是整个帝国的安危和政权体制的正常运行，在他眼中，那些就事论事的官员是“短视”的。

　　官僚[GuanLiao]版本的恐惧[KongJu]——在处理叫魂案时，地方官几乎都以它们是孤立事件来对待，因此，他们[TaMen]采取的方法也就很自然的是官场传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就事论事地处理，把它的影响尽量地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况且，对大事他们[TaMen]自己[ZiJi]无能为力，奏不奏报，相差无大，最终要靠中央军的镇抚。

　　皇权介入，是他们[TaMen]心生恐惧[KongJu]的唯一理由。轻则革职、重则问斩，决策者的头等大事，就是执行者的头等大事，这是中国官场上亘古未变的逻辑。

　　当官僚[GuanLiao]们不得不被搅动起来之后，依然没有放弃对信息[XinXi]权的争夺。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也是因为军机大臣们很聪明地把一些有倾向性的材料给乾隆[QianLong]，让“他自己[ZiJi]”做出了放弃追查的决定。

　　民众版本的恐惧[KongJu]——1768年，上溯十年，《红楼梦》诞生了，是以盛世危言姿态面世。

　　虽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巅时期，但盛世躯壳之下是一个[YiGe]备受困扰的社会。“从一个[YiGe]18世纪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YiGe]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18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YiGe]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他们[TaMen]感到自己[ZiJi]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

　　这是一个[YiGe]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他们[TaMen]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TaMen]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YiGe]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ZiJi]的利益。

　　普通民众作为18世纪中期“受困扰社会”的底层，除妖运动给了他们[TaMen]畸形的权力，民众通过这种权力诬陷自己[ZiJi]的敌人为术士妖党，“叫魂”案在百姓中的畸形扩展，就变得难以阻挡了。

　　这是一把上了膛的武器扔在当街，谁都希望拿来突突放上两枪，这是革命带给他们[TaMen]的好处。孔飞力说他在中国的“文革”中见识了大量此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