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士大夫的谨慎不同，作为民间士人的王韬要大胆得多。王韬是1868年跟随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赴苏格兰途中经过法国[FaGuo]的。甫抵马赛，他即叹道：“既抵法埠马赛里，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这是说好像进了另一个世界。谈到对法国[FaGuo]的总体观感则继续感慨：“都会之繁华，宫阙之壮丽，物玩之奢侈，吁！其盛已。……所以言欧洲[OuZhou]之首富者，首推法京”。王韬敏感地注意到与“人本”有关的城市设计。他写道：“市廛之中，大道广衢，四通八达。每相距若干里，必有隙地间之，围以铁栏，广约百亩，尽裁树木，樾荫扶疏。游者亦得入而小憩”。对城市公园绿地功能的认识，王韬也堪比今人，他说：公园绿地“盖藉以疏通清淑之气，俾居人少疾病焉。”（均见《漫游随录》）王韬毕竟是思想家，回国后，便根据日本学者的著作写出了《法国[FaGuo]志略》和《普法战纪》。

　　19世纪有机会赴欧洲[OuZhou]的中国[ZhongGuo]士大夫，无论是前面提及的几位，还是后来的如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等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赞美巴黎[BaLi]的“整洁”。1905年康有为[KangYouWei]也有欧洲[OuZhou]十一国之旅。此时，现代“卫生”的概念被引入，渐为士人所接受。在谈到巴黎[BaLi]街道整洁时，康有为[KangYouWei]便以“卫生”名之。不过，康有为[KangYouWei]是有“帝师”情结的读书人，即便谈是街道建设，也容易联想到国家的面子。他说：“道路之政，既壮国体，又关卫生。吾国路政不修，久为人轻笑”。

　　康有为[KangYouWei]以前就强烈反对暴力形式的法国[FaGuo]大革命，这个意识，不仅影响着他的法国[FaGuo]观感，也影响了抵达巴黎[BaLi]时的心情。他写道：“往闻巴黎[BaLi]繁冠天下，顷亲履之，乃无所睹”。看不见巴黎[BaLi]的富丽，自然就会看到诸多败落之象。他接着说，“宫室未见瑰诡，道路未见奇丽，河水未见清洁。比伦敦之湫隘，则略过之。……且不及柏林之广洁，更不及纽约之瑰丽远甚”。（《欧洲[OuZhou]十一国游记》，下同）

　　康有为[KangYouWei]一向主张模仿德国和英国政治体制，欧洲[OuZhou]几国跑下来后，似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不知是康有为[KangYouWei]“法（国）事事不如德（国）、英（国）”的预设影响了他的判断，还是事实便是如此，反正巴黎[BaLi]的百姓一并受到连累。在康有为[KangYouWei]看来，“巴黎[BaLi]市人行步徐缓，俗多狡诈；不若伦敦人行之捷疾，目力之回顾，而语言较笃实，亦少胜于法焉”。

　　作为维新运动的代表，康有为[KangYouWei]时时想到变法本不奇怪。如他说，以前中国[ZhongGuo]变法如果成功，学习德、美、法的街道建设之优点，取长补短，就可以超越。奇怪的是，他总是放不下“帝师”的架子和晚清[WanQing]士人的“精神胜利法”。大凡在叙述法国[FaGuo]某项现代化设施之后，他都会说到中国[ZhongGuo]，其结论均是“未来看中国[ZhongGuo]”式的。他设想如果在上海至江苏之间百余里中，营建新都市，“以吾人民之多，变法后之富，不数十年必过巴黎[BaLi]”，所以巴黎[BaLi]实在是“无可羡无可爱焉”。康有为[KangYouWei]之所以举沪苏一带为例，是因为巴黎[BaLi]让他想起了上海的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及愚园路附近的景象。但事实上，这个区域的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恰恰与中国[ZhongGuo]人无关。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KangYouWei]这类“提振信心”的言论多建立在假设而不是现实的基础之上。也即是说，多是用“假设变法成功后怎样”的句式。这实质上等于是假设重现一个失败的历史。

　　现如今，沪宁杭一带的城市集群已经成为现实。论城市群的规模、建筑的体量和道路的宽阔，不要说是一百年前的巴黎[BaLi]，就是当下的巴黎[BaLi]大区也不在话下。假设康有为[KangYouWei]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呢？设经舍，讲“国学”？或者偶尔会到巴黎[BaLi]的孔子学院讲学。时过境迁，他对巴黎[BaLi]的观感也一定充满着异样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