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GuoMinDang]“联俄”运动，蒋介石[JiangJieShi]是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这一个事实当时很清楚，以后却因为他的刻意掩盖，以及国共两党对他“叛变革命[GeMing]”的大肆指责，变得模糊起来。按《党员、党权和党争》的清理，1923年国民党[GuoMinDang]“联俄”的过程大致如下：1月，孙文与苏共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决定合作；3月，经廖仲恺与越飞的商谈，孙文决定进一步学习苏俄，双方越走越近；8月，任命蒋介石[JiangJieShi]为广州政府的“大本营参谋长”，上任之前，先让他带着给列宁、托洛茨基和齐格林（苏俄外交部长）的亲笔介绍信，率领由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中共代表）四人组成的“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联体制，准备模仿。孙文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寄予很大希望，据蒋介石[JiangJieShi]说：“党中特派一人（指他自己[ZiJi]），费时半年（在苏俄实则三个多月），费金万余，不可谓不郑重其事。”（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中国[ZhongGuo]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636页）更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JiangJieShi]的考察任务，并非只是军事，还包括了政治[ZhengZhi]和党务。也就是说，8月份的孙文，已经[YiJing]有心全面模仿苏俄。按《苏俄在中国[ZhongGuo]》中蒋介石[JiangJieShi]的回忆：“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ZhengZhi]和党务。”（第19页）

　　蒋介石[JiangJieShi]8月16日离开上海，12月15日回到上海，“在这三个月（实则四个月，又有说半年——引者）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ZhengZhi]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ZhengZhi]局秘书罗素达克（Rudzutak）说明俄国革命[GeMing]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引同上）王奇生说“蒋介石[JiangJieShi]的任务是考察军事”（第8页），主要是学习组建一支苏式军队，而不是模仿“建党”。书中似乎认为：孙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改变了《联合宣言》中拒绝苏俄政治[ZhengZhi]模式的做法，决定模仿，主要是在10月初和苏俄新到代表鲍罗廷谈得投机的结果。这个分析，有相当的道理，鲍罗廷确实很有煽动能力。但是，肯定鲍罗廷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要看到孙文主观意愿的决然改变。事实上，孙文在会见鲍罗廷之前两个月，已经[YiJing]指派了“孙博士代表团”，让蒋介石[JiangJieShi]去苏俄考察党务，模仿之心，已经[YiJing]昭然。从坚持“三民主义”到容纳“共产主义”，孙文在1923年的大转变，关键时间在2月，关键人物是廖仲恺，执行人物是蒋介石[JiangJieShi]。蒋介石[JiangJieShi]官方传记作者董显光说：“一九二三年二月，廖氏返广州。国父听取其报告后，益信中国[ZhongGuo]与苏俄作友谊的提携，将有利于中国[ZhongGuo]。”（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3页）这个说法，应该是事实。

　　在《联合宣言》中，还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ZhongGuo]”。经过廖仲恺的劝进，蒋介石[JiangJieShi]的考察，还有鲍罗廷的游说，一年后的国民党[GuoMinDang]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文就改口说：“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还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王奇生书引，第12页）这种说法，和中共“二大”所谓“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分两步走”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也差不多了。蒋介石[JiangJieShi]在《苏俄在中国[ZhongGuo]》反复辩称孙文的“联俄容共”，只是“希望中国[ZhongGuo]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第35页），这个解释显然是后来加上的。

　　中国[ZhongGuo]国民党[GuoMinDang]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契合，并不全是“卢布”援助拉近的。固然，“二次革命[GeMing]”、“护法运动”失败以后，缺钱的孙文，为了东山再起，曾先后寻求过英国、美国、日本的援助，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甚至超过“二十一条”，近年来多有披露。但是，国民党[GuoMinDang]最后采用苏俄模式，也有内在原因。最切近的原因，正如王奇生指出的：在于“党军”的模式。他分析说：“苏俄体制中最早引起孙文及国民党[GuoMinDang]人兴趣的，就是他的‘党军’制度。早在‘五四’时期，朱执信、戴季陶等国民党[GuoMinDang]人便开始关注苏俄的‘赤军’制度。建立一支由革命[GeMing]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第23页）孙文原来也是“政党竞争”、“议会政治[ZhengZhi]”的提倡者，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孙文再次诉诸武力。在日本建党，曾要求党员签字画押，效忠他个人；在广州组军，曾要求士兵全体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他和北方军阀争民国正统。但是，当时已经[YiJing]有了“南与北一丘之貉”的说法，广州政权被看作另一个割据势力而已。陈独秀一开始拒绝苏俄提议的“国共合作”，理由就是说：“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视之（指国民党[GuoMinDang]），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的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见第23页引）苏俄通过控制“党军”，建立“党国”的模式，对广州时期的孙文极富诱惑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惟看他何时决定抛弃自己[ZiJi]早先为之奋斗的政治[ZhengZhi]理想。

　　既然国民党[GuoMinDang]的政治[ZhengZhi]理想转变为“党国”，政治[ZhengZhi]实践开始于“党军”，独掌军事大权的蒋介石[JiangJieShi]，必能恃其武力之强，走到民国舞台的中央，这是挡也挡不住的状况。国民党[GuoMinDang]行议会政治[ZhengZhi]时期，后来的“西山会议派”等革命[GeMing]元老，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党务专家，在党内起了主导作用。可是一旦施行“党军”实践，“校长”蒋介石[JiangJieShi]必然脱颖而出，孙文在世的时候，这种格局已经[YiJing]形成。按蒋介石[JiangJieShi]传记权威作者董显光的认定：1923年2月21日，孙文从上海到达广州，那些“表面上支持国父的人，实际上无异一种佣兵，其对于国父和国民党[GuoMinDang]的效忠均不可靠”。所谓“佣兵”，是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虽然广东省长在名义上是国父任命的国民党[GuoMinDang]人（初为胡汉民氏），实权却为杨、刘二人所行使。”（董显光《蒋总统传》，第52页）因此，孙文委派他相中的蒋介石[JiangJieShi]，率领“孙博士代表团”去苏俄考察军事、党务和社会诸体制，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是委以重任，寄予重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