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是“集中营[JiZhongYing]”吗？

　　重庆[ZhongQing]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是两座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监狱。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其专门关押政治犯，并且在1949年9月至11月底，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当局对这里关押的以共产党人为主，包括民革、民盟、“托派”及无党派人士（还包括军统局的违纪犯）在内的200余名政治犯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长期以来，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被认为是这两座监狱之上的总名称。在美国[MeiGuo]学者迈克尔·沙勒的《美国[MeiGuo]十字在中国[ZhongGuo]》一书中也写到：“梅乐斯还亲自参加了戴笠主持的集体审讯，审讯以后，政治犯遭到活埋。”但书中对此并未举出实证，而称只是“据批评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的美国[MeiGuo]人说”。这种“据说”显然是与严肃的历史研究原则相悖的。

　　其实，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一回事。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1939年冬由军统局用做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RenYuan]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撤销，美方人员[RenYuan]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如果说在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设立期间白公馆就是监狱（或集中营[JiZhongYing]），那么，关在里面的犯人是谁呢？难道是那些住在里面的美方人员[RenYuan]吗？

　　渣滓洞监狱，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又重新开张（称重庆[ZhongQing]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RenYuan]，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俘、被捕人员[RenYuan]，《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RenYuan]，民革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

　　邓又平先生在《简析“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集中营[JiZhongYing]”》文中列举了他的一个调查统计结果：当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于歌乐山下的政治犯中，一些人（如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张露萍等）是在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建立之前关押于此的，另一些人（如杨虎城、许建业、江竹筠、陈然等）则是在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撤销之后才关押于此的，对政治犯的屠杀，全都发生于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撤销之后。邓又平先生得出结论：“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与这些逮捕、关押、屠杀等罪恶活动是完全无关的。”“至今为止，在重庆[ZhongQing]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MeiGuo]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美国[MeiGuo]研究》1988年第3期第33、34页）

　　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的一则回忆也很能说明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与渣滓洞监狱的关系。

　　1944年（按：应为1945年，此系沈醉误记）春，浙江大学（时在贵州遵义）教授费巩应复旦大学（时在重庆[ZhongQing]远郊北碚）之邀来重庆[ZhongQing]讲学。一日从重庆[ZhongQing]千厮门码头搭船去北碚，在候船时失踪。此事惊动了陪都教育界，许多人都认为是被特务绑架了。在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向戴笠查问，戴笠说军统局没有抓费巩，戴笠还找来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单位负责人了解，都说没有抓费巩。数十位曾留学英、美的教授联名致信美军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要求查清此事。魏德迈把此事交给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办理。梅乐斯派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中一位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查办。戴笠则安排了沈醉协助，并嘱咐沈醉，如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让克拉克把人弄去，以免使戴笠在蒋介石面前丢脸。

　　经多方调查，没有结果。美方根据费巩有反政府言论的线索，怀疑他是被逮捕了，军统局有关人员[RenYuan]则怀疑是被中统局逮捕了（因中统局曾派人监视费巩）。于是戴笠答应在重庆[ZhongQing]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捕人档案，必要时还要拿费巩的照片去查对这一时期逮捕、关押的人犯。沈醉悄悄问戴笠，如果美国[MeiGuo]人要看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看守所（即渣滓洞监狱）怎么办。戴笠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要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他又补充说：“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此事后来仍然没有查出结果（见沈醉《军统内幕》第261～26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由此可见，在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设立期间，在其附近的渣滓洞监狱，与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并无隶属关系。并非“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集中营[JiZhongYing]”的组成部分。

　　据曾任军统局息烽监狱监狱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的周养浩1969年在战犯管理所回忆：“‘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这是解放后人民对军统重庆[ZhongQing]缫丝厂地区的总名称，其实这个地区内机构、单位、性质、名称不同的很多，有的是军统本身编制内的单位，有的是军统外围机构单位。”“其实这个地区的住宅和办公房屋，多半是军统局直辖单位人员[RenYuan]占据的，中美所人员[RenYuan]不到三分之一。例如缫丝厂办公处、建筑工程处（这个单位当时职工数字很大）、白公馆、渣滓洞、立人小学，以及先后办的大小几十个特务训练班，其中只有一个特警班是中美所办的，其他全是军统局管辖的。”“在‘特别区’范围内，美国[MeiGuo]‘飞虎队’陈纳德的气象台等几个单位也驻在这里。”“所以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在抗日战争时期，只能算是这个地区内的军统与美海军情报机关合作的一个单位，不能代表这个地区的所有军统特务机关和单位。”“重庆[ZhongQing]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地区解放前都叫作军统重庆[ZhongQing]缫丝厂地区……这个地区内实际上大多是军统局直辖的机构单位，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除本机构外只有一个特警班。至于白公馆和渣滓洞当时和中美所是没有什么联系的。”（《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第133～136页）

　　小说《红岩》中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当年西南的特务王徐远举，从未在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任过职，他调到重庆[ZhongQing]先后任行辕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时，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已经撤销。小说《红岩》却让徐鹏飞口口声声说“这里是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这自然就与历史相违了。

　　最近在《红岩春秋》杂志2002年第1期发表的何鸿钧的回忆《逃离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写了抗日战争后期他们一批大学生被军委会征调为盟军做译员，他被分配到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后，因发现这是与军统局有关的机构，不愿与特务机关发生关系，要求改调它处，未获批准后，他自行逃离了，事后遭到了通缉，但过了不久，他得知形势缓和，从外县回到重庆[ZhongQing]，向军委会外事局交上签呈，很容易就撤销了通缉，恢复了学籍，甚至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还补发了他离开这三个月的工资。这一经历，也从另一侧面充分说明了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并非什么血腥恐怖的“集中营[JiZhongYing]”。

　　过去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下，文艺作品是不会充分尊重史实的。把中美合[ZhongMeiHe]作所描写成“法西斯集中营[JiZhongYing]”就是很典型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