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广大教育[JiaoYu]界有识之士认为，抗日教育[JiaoYu]的途径就是要紧贴抗战[KangZhan]军事斗争实践，“由组织到集体行动，同时实行集体生活的自我教育[JiaoYu]，执行自觉纪律，以达教育[JiaoYu]训练之目的”，要在各个抗日战区“设行政总动员实验区，在该区内统筹并举办一切抗战[KangZhan]救亡教育[JiaoYu]事宜”（汪懋祖：《国防教育[JiaoYu]与各科教学》，重庆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57—59页）。

　　为了说明战时教育[JiaoYu]与平时教育[JiaoYu]的关系，一些教育[JiaoYu]家一再强调：战时教育[JiaoYu]绝不是把平时的学校教育[JiaoYu]都取消了，平时教育[JiaoYu]不要了，也不是把学校都摆在战区里，或是要青年学生都上前线去；更不是仅仅教育[JiaoYu]青年学生每天去与老百姓谈一谈天，或在原来的课程中减少几个小时的普通课程，增加几个小时的战时常识；也不是仅仅看到中国那些有机会进大学中学小学的青年学生，还要看到从战区里逃出来，不愿做亡国奴的广大难民，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和劳苦的工人（王觉源、屠义方：《国民军训》，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版，第97-103页）。

　　“战时教育[JiaoYu]即平时教育[JiaoYu]”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军的轰炸，财产损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财产损失更高达3360余万元。而此时，由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加上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JiaoYu]界人士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JiaoYu]或国防教育[JiaoYu]，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JiaoYu]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针对于此，一些教育[JiaoYu]界人士提出了“战时教育[JiaoYu]需作平时看”的观点：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JiaoYu]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王觉源、屠义方：《国民军训》，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版，第88页）

　　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竺可桢也大声疾呼：

　　“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忧不足惧，唯有一般领袖缺乏清新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最为可怕。因此，绝对不能单从国防的需要着想，把大批大学生送往前线。”（竺可桢：《大学生与抗战[KangZhan]建国》，1941年10月10日）

　　有鉴于学者的呼吁，国民政府及时制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

　　“我国高等教育[JiaoYu]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JiaoYu]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KangZhan]建国之计，原有教育[JiaoYu]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谢克欧：《科学与国防》，桂林国防出版社1941年版，第43页）

　　总之，抗战[KangZhan]是长期的，各种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JiaoYu]不能中断，是中国可以薪火相传的根本，这是当时中国教育[JiaoYu]界人士富有远见卓识的基本判断。

　　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乃是新中国教育[JiaoYu]制度的基础

　　全面抗战[KangZhan]爆发后，教育[JiaoYu]界人士富有远见地提出：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不是只看到目前的需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权宜之计，必须根本改革中国过去那些自私自利、柔弱腐化、读书做官的个人主义的教育[JiaoYu]制度，而要借抗日战争这一非常历史时期，树立起一个适应现代抗战[KangZhan]需要的集体主义的新的教育[JiaoYu]体系（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编：《国防与教育[JiaoYu]》，桂林“全面战”周刊社1939年版，第17页）。无论教育[JiaoYu]体制、教育[JiaoYu]内容、教育[JiaoYu]方法、教育[JiaoYu]管理，都应彻底改革。

　　大多数教育[JiaoYu]界人士认为，当前中国的教育[JiaoYu]改革并不是中断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存其精华，去其渣滓，建设起合乎时代的新文化，不仅在抗战[KangZhan]中它能适合需要，培养出中国广大的优秀的民族革命的战斗员，就是在抗战[KangZhan]胜利后，它仍能奠定国防教育[JiaoYu]、生产国防教育[JiaoYu]的基础，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使命。

　　一些教育[JiaoYu]界知名人士甚至提出，所谓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同时也就是建国教育[JiaoYu]，所以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不仅要适合抗战[KangZhan]的需要，而且是新中国教育[JiaoYu]的基础（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编：《国防与教育[JiaoYu]》，桂林“全面战”周刊社1939年版，第20—21页）。

　　所以，当前的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必须能够认识过去的错误，把握现实的需要，确定将来的计划。它应该是着重实用，避免空虚，有机地灵活地和实践统一起来，和抗战[KangZhan]建国融合起来，把生活和教育[JiaoYu]、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尤其是要有计划的普遍实施，使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教育[JiaoYu]的空气下，使任何人都有受教育[JiaoYu]的机会。把学校教育[JiaoYu]、社会教育[JiaoYu]以及各种特种教育[JiaoYu]严密地布成一个教育[JiaoYu]网，把前方同后方看得同样重要。不这样，新中国就无法建立起来。

　　有的教育[JiaoYu]界人士同时指出：在实施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的过程中，也就是在这样伟大变革的开始时期，必然会带来一些混乱和弊端，但不要因为一些枝节问题，或在变革中还没有取得经验而不可避免地会走一些弯路，就发生根本上的怀疑。如果这样，“那我们就只有永远抱残守缺，什么也不敢探索和改革了。”（张韶：《国民军事教育[JiaoYu]之意见及其推进方法》，南京军学编译社1937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