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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被刺真相:架空孙中山被革命党暗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ZhengDang]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方面,主持缔造国民党[GuoMinDang]的代理理事长[LiShiChang]宋教仁,在党内占有当仁不让的明显优势。其二,坚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ZhengDang]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宋教仁,无形中把国民党[GuoMinDang]内部以孙中山[SunZhongShan]、陈其美等人为首的激进革命[GeMing]派人士,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境地,从而造成“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和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他三个月后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谋杀的悲惨结局。

  在这封信中,应该为担任私人秘密的刘羹臣支付薪金的宋教仁,专门谈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弟目下财政颇困,兄如需款,请暂借用,至沪后当另设法也。”宋教仁遇难之后,国民党[GuoMinDang]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于1913年4月3日接受北京《新纪元报》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是宋教仁(遁初)最要好的朋友,“遁初住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有10里。天晚来不及出城时,就经常住在我的家里,彼此无话不谈。他离京南下时欠下了5000元的债,是我替他偿还了的。”

  国民党[GuoMinDang]方面对此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由此可知,为了革命[GeMing]事业经常债台高筑并且欠债不还,才是包括孙中山[SunZhongShan]、陈其美、黄兴、宋教仁在内的职业革命[GeMing]家或前职业革命[GeMing]家的生活常态,也是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向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捕风捉影地捏造虚构“宋犯骗案”的现实依据。

  1908年10月12日,同盟会南洋支部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兴报》,公开刊登宋教仁的《致李、胡二星使书》,其中详细介绍了宋教仁围绕《间岛问题》所展开的未遂诈骗:他花费几个月时间写作《间岛问题》,目的是证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ZhengFu]外交援助”。考虑到自己的“党人”身份,只好通过同乡许孝绶转送老上司李家驹。外务部尚书袁世凯[YuanShiKai]等人得到此书稿后,在对日谈判中赢得主动,便通过电报要求宋教仁前往北京。宋教仁有意前往,只是由于中日报刊公开报道了这件事情,他的仇人也想借机陷害,他不得不取消这个计划。与此同时,他以政府[ZhengFu]必须“出巨款购秘密证据书”为借口,打算从李家驹那里诈骗一笔公款用于革命[GeMing]事业。在这封信的末尾,宋教仁明确表示自己“欺诈之罪,幸未成立,尚祈原宥”。

  令人遗憾的是,陈旭麓和郭汉民先后编选的《宋教仁集》,在从胡韫玉编《南社丛选》中收录宋教仁这封《与刘羹臣书》的同时,还违背最低限度的学术常识,直接从蔡寄鸥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中,抄录了一篇虚构编造的所谓“致袁世凯[YuanShiKai]书”:

  “慰公总统钧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厚。知己之报,期以异日。教仁百拜。”

  当年的50万大洋巨款,是足以武装一支军队的。孙中山[SunZhongShan]从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接连发动六次武装起义,总共才筹集花费了与大洋基本等值的20万港币。孙中山[SunZhongShan]以前临时大总统、国民党[GuoMinDang]理事长[LiShiChang]的身份被袁世凯[YuanShiKai]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从中央政府[ZhengFu]那里领到的也只是每月3万元的办公经费。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以支持开明专制的名义与袁世凯[YuanShiKai]反复谈判,争取到的是20万元的组党兼办报经费。以袁世凯[YuanShiKai]的老谋深算,无论如何不可能一次性赠送给宋教仁50万大洋的。早在日本期间就已经针对袁世凯[YuanShiKai]的下属李家驹展开过未遂诈骗的宋教仁,也是不可能轻易拒绝袁世凯[YuanShiKai]的巨额馈赠的。

  宋教仁的《与国民党[GuoMinDang]诸公书》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收录有宋教仁落款时间为“二月一日夜”的《与国民党[GuoMinDang]诸公书》,并且在注释中介绍说:“本文原载于日本杂志《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3号。录自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GeMing]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由此可知,宋教仁的这封党内通信,当年并没有在国民党[GuoMinDang]内部的诸多报刊公开发表,反而流传到日本刊登了出来。与前述宋教仁《与刘羹臣书》相一致,这封信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宋教仁1913年1月31日由长沙抵达武汉的具体行程:“昨日始抵汉上,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然后当赴东京,以医宿疴耳。……弟勾留数日即东下,如有赐复,请寄沪上为盼。”

  其二,国民党[GuoMinDang]通过全国大选组织议会政党[ZhengDang]内阁,以便与袁世凯[YuanShiKai]当局实现宪政民主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的大政方略:“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张政党[ZhengDang]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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