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的1923年11月，孙中山[SunZhongShan]在广州大本营的演说中，依然在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GeMing]党人”阳奉阴违地架空虚置的难言隐痛：“国民党[GuoMinDang]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LiShiChang]，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ZhengDang]，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LiShiChang]，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自辛亥革命[GeMing]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SunZhongShan]身边的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GeMing]、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GeMing]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GeMing]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GeMing]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宋教仁的汉口演讲

　　据前述《国民党[GuoMinDang]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介绍，宋教仁在1913年1月8日国民党[GuoMinDang]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除了撇开本党理事长[LiShiChang]孙中山[SunZhongShan]重点介绍同盟会及国民党[GuoMinDang]对于中华民国的缔造之功外；又像此前所写的《与刘羹臣书》一样，把“政局之事”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全国大选之后的议会政党[ZhengDang]责任内阁：

　　“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ZhengFu]，欲政府[ZhengFu]完善，须有政党[ZhengDang]内阁。今国民党[GuoMinDang]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ZhengFu]。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GuoMinDang]员。……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

　　这是代理理事长[LiShiChang]宋教仁第一次以当仁不让的排他性态度，公开表示要由国民党[GuoMinDang]出面组织全国大选之后的第一届“正式政府[ZhengFu]”，也就是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下的议会政党[ZhengDang]责任内阁。在1913年2月1日的《与国民党[GuoMinDang]诸公书》中，刚刚抵达汉口的宋教仁，便开始以候选总理的立场态度，迫不及待地为所谓“正式政府[ZhengFu]”的“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进行考虑。2月10日，宋教仁在汉口国民党[GuoMinDang]湖北交通部欢迎会发表演说，被2月13日《民立报》以《宋遯初之危言》为标题公开刊登。宋教仁在演说中所阐述的，正是《与国民党[GuoMinDang]诸公书》中的主要观点。

　　关于内政，宋教仁基于候选总理的立场批评说：“夫内政亦多端矣，而其重要者莫如财政。中国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ZhengFu]今日对于此种问题盖全未着想，殆以临时政府[ZhengFu]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后人，此则政府[ZhengFu]罪无可逭之处也。”

　　关于外交，宋教仁更是以唯我正确、舍我其谁的极端态度，点名斥责临时大总统袁世凯[YuanShiKai]、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重大失误：“溯自去岁三四月后，库伦事起，桂太郎往俄缔结第三次协约，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ZhengFu]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

　　与宋教仁认定“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的高调否定不同，孙中山[SunZhongShan]在1912年11月16日发给袁世凯[YuanShiKai]的密电中，所提供的是完全相反的外交建议：“俄蒙之举，不过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备以博功勋，实非俄政府[ZhengFu]之本意，故对此事以迁延为第一办法。”

　　“一二好大喜功之徒……以博功勋”，既是孙中山[SunZhongShan]对于勾结俄罗斯政府[ZhengFu]宣布独立的一些蒙古王公的定性；同时也不失为对于国民党[GuoMinDang]代理理事长[LiShiChang]宋教仁的定性。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GuoMinDang]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SunZhongShan]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YuanShiKai]中央政府[ZhengFu]的密电协商，于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GuoMinDang]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更加明确地撇开孙中山[SunZhongShan]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YuanShiKai]政府[ZhengFu]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GuoMinDang]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ZhengDang]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ZhengFu]”的“医生”。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GuoMinDang]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GuoMinDang]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GuoMinDang]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GuoMinDang]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GuoMinDang]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GuoMinDang]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ZhengDang]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等待他的是1913年3月20日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谋杀。

　　宋教仁的“英而不雄”

　　1913年4月2日，谭人凤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哀宋教仁辞》，其中介绍说，几年前在日本东京，他与专门看风水、算命相的阴阳家给宋教仁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辅”的好命相。没有想到“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二次革命[GeMing]”失败后，谭人凤遭受袁世凯[YuanShiKai]的悬赏通缉，于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已经公开承认“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的谭人凤，依然在《石叟牌词》中结合着《易经》八卦的推演，写下了他所见证的革命[GeMing]传奇。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叙”中，谭人凤回忆说，由于宋教仁迟迟不肯前往武昌，他自己不得不于1911年10月8日带病前往，等到他与居正赶到武昌时，已经是10月13日也就是辛亥革命[GeMing]爆发之后的第四天。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早在三天前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ZhengFu]鄂军都督”。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接着写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GeMing]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YuanShiKai]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谭人凤之所以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把由“雄而不英”的黄兴充当新政权中的第一号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当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当成了他们从事革命[GeMing]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种。依据当时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其美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疑点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YuanShiKai]，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其美等人。在辛亥革命[GeMing]已经过去100年的今天，这些并不十分复杂却一直被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的历史事实，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澄清和还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