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一心一意想通过全国大选而出面组织第一届“正式政府[ZhengFu]”的议会政党[ZhengDang]责任内阁的宋教仁，以候选总理的立场反对大借款的政治态度：“大借款事，条件吃亏不少，乃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当品之盐，今年七八月以后，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条件吃亏，又当如何？不知又将何物抵当？政府[ZhengFu]只顾自家目前，不顾正式政府[ZhengFu]以后之计。此种借款，鄙意不如径反对之，免其任意挥霍，且可使将来正式政府[ZhengFu]可借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亦不知尊意以为如何也？”

　　其四，这两封书信中的“与克强商议一切”和“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所凸显出来的是最为关键的一条信息：代理理事长[LiShiChang]宋教仁在国民党[GuoMinDang]内部“商议一切”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客居上海的国民党[GuoMinDang]理事长[LiShiChang]孙中山[SunZhongShan]，而是刚刚由武汉前往上海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LiShiChang]孙中山[SunZhongShan]，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YuanShiKai]当局展开宪政框架之内的同样要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是宋教仁当年既真实又明确的政治谋略。

　　宋教仁对孙中山[SunZhongShan]的架空虚置

　　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SunZhongShan]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中山[SunZhongShan]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中山[SunZhongShan]“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SunZhongShan]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GeMing]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SunZhongShan]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在1910年12月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GeMing]运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判断，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与他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石屏）联络陈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杨谱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认孙中山[SunZhongShan]为总理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且致力于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GeMing]活动。随着辛亥革命[GeMing]的爆发以及各派力量的反复较量，宋教仁所预期的“代表汉族抵制满族”的“真正的大首领”，最终落实在北洋军阀袁世凯[YuanShiKai]身上。而“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的“新人物”，也初步锁定在时任国民党[GuoMinDang]代理理事长[LiShiChang]的宋教仁自己身上。但是，由于同盟会中部总会并没有公开与同盟会东京本部，以及谭人凤所谓“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的孙中山[SunZhongShan]划清界限；从而给没有为辛亥革命[GeMing]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孙中山[SunZhongShan]，先以同盟会总理资格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ZhengFu]大总统，接着又出任国民党[GuoMinDang]理事长[LiShiChang]，留下了可趁之机。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在全国大选之后，代表国民党[GuoMinDang]出任议会政党[ZhengDang]责任内阁总理职位的宋教仁，便采取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LiShiChang]孙中山[SunZhongShan]，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YuanShiKai]当局展开在宪政框架之内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的政治谋略。

　　宋教仁的长沙演讲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从常德来到长沙，当天下午在由湖南都督谭延闿出面主持的国民党[GuoMinDang]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据《长沙日报》在《国民党[GuoMinDang]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中报道，宋教仁谈到了自己与谭人凤（石屏）、陈其美（英士）、黄兴、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YuanShiKai]对于辛亥革命[GeMing]的贡献，却绝口不提与辛亥革命[GeMing]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孙中山[SunZhongShan]。第二天即1913年1月9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提到被袁世凯[YuanShiKai]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的孙中山[SunZhongShan]时，给出的更是有所保留的负面意见：“前孙先生发表六大干线，有赞成者，有待筹商者，但是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到了1913年7月8日，以宋教仁之死为借口极力发动“二次革命[GeMing]”的陈其美，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同样否定了孙中山[SunZhongShan]以及黄兴与辛亥革命[GeMing]之间的直接关系：“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GeMing]，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