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一“方针”，其实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JunShi]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史称“上海计划”。“上海计划”认为，红一方面军在整个夏季应在东、西两个方向“分离作战[ZuoZhan]”。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第6期，作者：夏明星，原题：《中国工农红军[HongJun]“东方[DongFang]军”始末》

　　一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ZhongYang]取得统治地位。在军事[JunShi]上，其错误路线主要表现为冒险主义，反复要求各地红军[HongJun]“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同年9月，由于主持党中央[ZhongYang]工作的王明赴共产国际工作，加上此时在上海的中央[ZhongYang]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够半数，于是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简称“临时中央[ZhongYang]”），由博古负责。博古全盘继承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临时中央[ZhongYang]给各地红军[HongJun]的训令中，他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由于上海临时中央[ZhongYang]远离各地苏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明的“左”倾一套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对此，博古当然心中不满。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ZhongYang]局在江西宁都举行会议。根据博古的授意，会议传达临时中央[ZhongYang]对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斥责毛泽东在军事[JunShi]上“保守、退却”，坚持的是“纯粹防御路线”。会后，周恩来[ZhouEnLai]代替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从此排斥了毛泽东及其军事[JunShi]路线在红军[HongJun]中的指导地位。

　　1932年底至1933年3月底，国民党军40万人对中央[ZhongYang]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WeiJiao]”。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ZhouEnLai]指挥下，运用前三次反“围剿[WeiJiao]”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运动反击”战术，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运用大兵团伏击的作战[ZuoZhan]方法，集中主力歼击敌之一路，在江西宜黄县黄陂、草台岗接连破敌，两仗歼灭国民党军近3个师，俘敌1万多人，从而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WeiJiao]”，也创造了红军[HongJun]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第四次反“围剿[WeiJiao]”胜利后，中央[ZhongYang]苏区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红一方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1933年1月，在中央[ZhongYang]苏区反“围剿[WeiJiao]”不断获胜的形势下，临时中央[ZhongYang]负责人博古进入中央[ZhongYang]苏区首府江西瑞金。第四次反“围剿[WeiJiao]”的胜利战果尤其是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两战皆捷，更坚定了他推行进攻战略的决心。他曾洋洋得意地说，没有毛同志，我们干得不是更好么？临时中央[ZhongYang]抵达中央[ZhongYang]苏区后，中央[ZhongYang]苏区的军事[JunShi]行动实际上就由博古等人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了。

　　1933年春，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临时中央[ZhongYang]和苏区中央[ZhongYang]局错误地把这种意见说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因而撤消了罗明的职务，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借机打击排斥了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当时，把毛泽东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HongJun]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ZhongYang]苏区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军事[JunShi]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8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