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DuXiu]虽然在西湖会议后加入了国民党[GuoMinDang]，参加了国民党[GuoMinDang]的改组活动，但他思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西湖会议后，陈独秀[DuXiu]带着疑虑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在陈独秀[DuXiu]参与讨论的共产国际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里，仍然可见与马林有所不同的陈独秀[DuXiu]和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即认为“孙逸仙过去和现在都在与张作霖联手合作，因此，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的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该决议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是通过一个军阀集团战胜其它军阀集团，而是靠下层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来实现中国的统一”的任务。这个任务和国民党[GuoMinDang]的任务有明显的区别。该决议指出孙中山与其他军阀存在着联系，从而提出了与孙中山合作的条件性问题，如反对国民党[GuoMinDang]的封建主义性质以及与军阀的联盟等。这些观点，同时也是陈独秀[DuXiu]1922年4月22日给维经斯基信中谈国民党[GuoMinDang]的基本观点。

　　这种与孙中山合作的条件，来自于陈独秀[DuXiu]本人，在镀上了共产国际文件的“金”后，反过来成为陈独秀[DuXiu]在中共三大上支持国民党[GuoMinDang]的前提条件，也是陈独秀[DuXiu]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和孙中山的国际政策的基础。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DuXiu]采取了有条件地支持国民党[GuoMinDang]的策略。张国焘和蔡和森不理解陈独秀[DuXiu]的思想变化，所以在三大上继续反对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的政策。

　　既然是有条件地支持国民党[GuoMinDang]，并得到了共产国际以决议的认可，所以，陈独秀[DuXiu]在中共三大报告中，突出地批评了国民党[GuoMinDang]的封建主义。这也是陈独秀[DuXiu]为什么既同意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又激烈地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的背景。马林1923年6月20日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信中，谈到了陈独秀[DuXiu]既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又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的基本态度：“布哈林的决议自然引起了争论……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愿大力支持国民党[GuoMinDang]，党的领导人陈独秀[DuXiu]就持有这个看法……陈独秀[DuXiu]根据布哈林的提纲拟了一份详细的提纲，在其中强调，我们的任务是把国民党[GuoMinDang]发展到全国去，要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内的封建主义策略……陈独秀[DuXiu]说：我们应当迫使国民党[GuoMinDang]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

　　为了贯彻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的方针，说服孙中山放弃军阀式的武力统一中国和进行革命宣传，中共三大结束后，陈独秀[DuXiu]、毛泽东等新的中央执委会成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直接提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法，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一脉相承的印象……”陈独秀[DuXiu]本人在三大闭幕后直接与孙中山进行了交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转述了他们的对话：孙中山说，“国民党[GuoMinDang]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DuXiu]问：‘如何建立？’回答是不可思议的：‘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我们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对于孙中山的回答，马林也很失望，说：“凭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期望国民党[GuoMinDang]的领袖们会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GuoMinDang]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

　　张国焘此时已经了解陈独秀[DuXiu]的思想，他也不相信孙中山会接受陈独秀[DuXiu]等人的意见，而放弃自己与张作霖等军阀的联盟。1923年11月16日，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提到了陈独秀[DuXiu]等说服孙中山的失败：“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改组国民党[GuoMinDang]，但遗憾是没有成功。”写信与谈话的方式都没有效果后，陈独秀[DuXiu]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同意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并形成了共产国际决议和中共中央三大决议案；另一方面，他的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国民党[GuoMinDang]还是我行我素，仍然在走与军阀张作霖等结盟的老路。而退出国民党[GuoMinDang]，则又违背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且悖自己赞成的三大决议案。所以，两为其难的陈独秀[DuXiu]，对国民党[GuoMinDang]采取了公开批评的态度，以促使国民党[GuoMinDang]改正缺点。由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批评了孙中山的与军阀合作和封建主义残余等问题，陈独秀[DuXiu]对孙中山的批评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1923年7月11日，陈独秀[DuXiu]在《向导》周报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GuoMinDang]》，批评孙中山说：国民党[GuoMinDang]“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在同期《向导》上，陈独秀[DuXiu]发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

　　陈独秀[DuXiu]这些文章，抨击了国内一批人鼓吹所谓“对等会议”，该“会议”的实质是鼓吹孙中山与曹锟“携手”。陈独秀[DuXiu]的文章，同时将矛头指向国民党[GuoMinDang]内的汪精卫、胡汉民、徐谦三人，提醒他们不要倾向所谓“孙曹携手”，“慎勿为降曹派诡词曲说所欺”。这样，陈独秀[DuXiu]也得罪了国民党[GuoMinDang]内的三位元老，是孙中山对陈独秀[DuXiu]发火的原因之一。而孙中山的态度，最终促使陈独秀[DuXiu]、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离开广州，将三大后的新的中央局迁移到上海。

　　陈独秀[DuXiu]的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的方针受挫后，他与国民党[GuoMinDang]的关系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923年秋天，陈独秀[DuXiu]给在三大上反对自己的张国焘写信承认：“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GuoMinDang]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张国焘认为，陈独秀[DuXiu]和马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

　　马林为什么在孙中山面前替陈独秀[DuXiu]辩护

　　马林在孙中山面前替陈独秀[DuXiu]辩护，并在1923年7月18日给越飞和达夫谦信中说“有几篇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消极被动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笔”的话，是真实的，得到了马林的支持，同时也是陈独秀[DuXiu]敢于激烈批评孙中山的另一个原因。在这以前给共产国际的多次报告中，马林坚信国民党[GuoMinDang]可以有条件地担负领导任务，已经形成了共产国际的主导看法。但由于国民党[GuoMinDang]坚持其封建主义色彩和与军阀联盟等现实，未能“兑现”其条件，促使马林思考其提议的准确性和对共产国际的责任问题，从而促使他回过头来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

　　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第一个向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的提议，他在中国共产党内一开始就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强烈的反对，最突出的代表是张国焘。在共产国际内部，他遭到了维经斯基等东方部的人的反对。1923年5月30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拉狄克、萨发罗夫写信，针对张国焘对自己的指责，明确地说：“我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热恋于国民党[GuoMinDang]。”此后，在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这一点上，马林和陈独秀[DuXiu]找到了共同点。5月9日，马林在《向导》上发表化名孙铎的文章，公开说：“国民党[GuoMinDang]的注意力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在7月1日《前锋》创刊号上，马林以笔名孙铎发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的文章，继续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这篇文章刊登后，遭到了胡汉民等人的反驳，认为他的思想方法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在关于中共三大的笔记中，马林也说：“另一方面，崇拜国民党[GuoMinDang]——是绝对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