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结束后，马林于7月21日离开中国前夕给廖仲恺写信，系统地谈了国民党[GuoMinDang]的许多缺点：国民党[GuoMinDang]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三民主义的实行日益封建主义化；党只依靠军阀，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对许多重大问题，如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大屠杀等不领导、不参与，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封建军阀为伍；家长制的观念代替了党的纪律；违反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等。这封信表明，马林虽然不否认自己提出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问题上的主张，但他承认在改组国民党[GuoMinDang]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其中，关于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对京汉铁路大屠杀漠不关心问题，是接受了维经斯基的意见。

　　马林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过去和陈独秀[DuXiu]、维经斯基等人的争论中，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GuoMinDang]的合作是暂时的，并预言两党将来肯定要分裂。

　　但马林和陈独秀[DuXiu]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的动机是不同的。马林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目的是贯彻依靠国民党[GuoMinDang]开展国民运动的共产国际政策；陈独秀[DuXiu]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最终是希望以共产党为主开展独立的工作。或者说，马林看重的是“加入”，陈独秀[DuXiu]看重的是“分手”。马林1923年7月20日给越飞（东京）和达夫谦（北京）写信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昨晚（在广州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GuoMinDang]中的处境问题……陈独秀[DuXiu]只想利用国民党[GuoMinDang]。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同国民党[GuoMinDang]决裂的事。孙中山告诉我（我已向你们报告过），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DuXiu]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这是马林第二次提到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DuXiu]出国民党[GuoMinDang]，同时分析了陈独秀[DuXiu]批评孙中山的动机，也表明了马林自己和陈独秀[DuXiu]在对待国民党[GuoMinDang]问题上的区别。为了不影响两党的合作，马林希望陈独秀[DuXiu]放弃激烈地批评孙中山。说明马林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是矛盾的，他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是次要的，维持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的政策是主要的。

　　由于马林主要的不是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他的后继者鲍罗廷也只看到了马林和陈独秀[DuXiu]改组国民党[GuoMinDang]的成效甚少，而没有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开展对国民党[GuoMinDang]缺点的积极批评。1923年12月10日，鲍罗廷写札记说：“马林等人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争取国民党[GuoMinDang]人，主要是孙本人同意改组，但都没有结果。”由于马林思想中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的成分很少，过去的史料几乎没有涉及他离开中国前所采取的支持陈独秀[DuXiu]、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的一面。

　　孙中山向陈独秀[DuXiu]发火不是偶然

　　马林知道，陈独秀[DuXiu]在报刊上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GuoMinDang]，并不是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DuXiu]的根本原因。孙中山在马林面前发火，也没有给马林面子。在和孙中山谈话后，马林和陈独秀[DuXiu]一起分析孙中山发火的原因，认为孙中山所以发脾气，是由于香港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7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的宣言引起的。陈独秀[DuXiu]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的文章，早就开始了。孙中山以前为什么不批评呢？孙中山发火的根本原因，是不愿意得罪香港和破坏其与英国的关系。但孙中山不能在马林这位代表着俄国利益的共产国际代表面前过分表示对英国的这层关系，便将矛头指向陈独秀[DuXiu]。经过一年，孙中山已从陈炯明的叛乱中恢复了元气，在他的眼里，共产党的本身力量并不大，其特殊意义在于，他不希望影响从俄国人那里获得其统一中国所急需的大额经济援助。

　　孙中山清楚，若将陈独秀[DuXiu]开除出国民党[GuoMinDang]，就意味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也意味着与苏俄关系的破裂，从而失去苏俄的经济援助。孙中山当时在盛怒中，所以说了“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GuoMinDang]，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这句气话。

　　马林当时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GuoMinDang]内没有关系”，逻辑上有两层意思，即使孙中山开除了陈独秀[DuXiu]，也不影响苏俄对国民党[GuoMinDang]的经济援助；另一层意思，孙中山即便不开除陈独秀[DuXiu]，也不一定得到苏俄的经济援助。从当时的情况看，马林是前一层意思；但事后，马林更倾向后一层含义。他在1923年7月18日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明确反对继续援助孙中山：“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GuoMinDang]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这句话说明，马林不希望继续援助孙中山，他强调“南方将领们”，明确暗示着孙中山继续采取了封建主义的武人割据路线。

　　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而将“21000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GuoMinDang]的宣传”，说明苏俄支持共产党的经费非常有限。马林参加了三大，知道共产党经济困难。1923年5月31日，他在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等的工作报告里说：“现收到的1000金卢布几乎不敷筹备大会之用，陈独秀[DuXiu]认为，召开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须有15000墨西哥元。”

　　仅隔了一天，马林在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再次谈到不希望继续援助孙中山的观点：“如果你愿意拿少量的钱支持我提出的宣传工作，我认为派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驻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有益的。这样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组织可以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不用再为孙在南方毫无胜利希望的军事纠葛耗费金钱，如果你们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如果不能给我们〔共产党〕小组以资助，那就不值得在中国长期安排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马林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援助金额的多寡与自己的去留联系起来，说明他当时反对援助孙中山的态度是坚决的。

　　孙中山发火要开除陈独秀[DuXiu]，并说不在乎苏联的援助，加上马林的意见，对共产国际援助孙中山的计划产生了影响。1923年秋天，为争取苏联的援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代表团到苏联后，托洛茨基不同意立即援助国民党[GuoMinDang]，并强调了援助国民党[GuoMinDang]的条件。他在1923年11月2日给契切林和斯大林的信中，认为对孙中山军事计划和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在和蒋介石等人的谈话中，托洛茨基的讲话归结到一点，“让孙逸仙和国民党[GuoMinDang]尽快放弃军事冒险，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来”。这个思想与陈独秀[DuXiu]和马林批评国民党[GuoMinDang]的观点完全一致，是有条件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政策的继续。

　　马林对援助孙中山的抱怨，后来遭到加拉罕的反驳。加拉罕于1924年2月9日在北京给外交人民委员部契切林写信，认为莫斯科可能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内反对与国民党[GuoMinDang]合作的左派的代表，“他们是根据从前那些可能属于马林在广州时期的过时消息，竭力把我们对孙逸仙的援助和支持化为乌有”。加拉罕认为这些怀疑是建立在不充分和“不怀好意”的通报上的。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最终大额度地援助了国民党[GuoMinDang]，直到国民党[GuoMinDang]武汉政府在1927年7月15日叛变前夕，斯大林仍拟用金钱拉住国共合作的破裂。1927年6月27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等写信：“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到500万是值得的。”这句话说明，斯大林对国民党[GuoMinDang]的援助是有政治前提的，那就是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说明孙中山说的“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GuoMinDang]，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的话没有说错，恰恰是马林说的“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GuoMinDang]内毫无关系”，是敷衍其词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