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打得有问题

　　从皖南[WanNan]事变中的失利情况来看，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中央授权项英全权指挥新四军[XinSiJun]，但由于叶挺当时的军长身份，也不可能全由项英指挥。项英在指挥中犹豫不决，使皖南[WanNan]部队[BuDui]多次失去突围的有利时机。擅长游击战的项英，不主张硬打硬拼，而力图避开强师，这在主观指导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不强力撕开缺口，部队[BuDui]在狭小战场空间内难以机动，将造成更大的被动。事实是部队[BuDui]被调来调去，到处碰壁，踌躇不前，最终造成兵困茂林，四面受敌的严重局面。到后来，不得不让叶挺全权指挥部队[BuDui]时，部队[BuDui]已经精疲力尽，被困数日，濒临绝境，而敌人扎紧袋口，以逸待劳。叶挺企图用正规战中突击方法撕破包围圈，结果新四军[XinSiJun]在兵力、武器装备的绝对劣势下伤亡惨重。特别是在突击失败后，叶挺再次固守石井坑待援，延误了突围时间。这时敌人已采取了分进合击、前堵后截、重重包围的战法，无论是想把整个部队[BuDui]一起突出重围带走，或长期固守（无援）都是不可行的。如果采取游击战争中分进突击、多头突围，并辅以渗透、潜出，用游击方式小批多路转移，可能会突出更多的力量，减少损失。但是叶挺对中央在紧急情势下要求部队[BuDui]“游击”、“保存骨干”的指示理解不够，还是继续收缩防线，加强工事，固守一拼。直至12日中央回电，叶挺才下决心把还保持原有建制的部队[BuDui]加以分散，各自为战，以游击战的方式转移到江北去。这时已经兵困茂林4天了，国民党[GuoMinDang]军在茂林周边已形成了严密的围攻部署，加大了纵深配置，大大增加了新四军[XinSiJun]突围的难度。同时，我军基本上已弹尽粮绝，身疲力尽，不利于突围后长时间强行军，加大了部队[BuDui]损失。

　　作战失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地势天候条件不利。笔者曾到皖南[WanNan]泾县新四军[XinSiJun]军部所在地察看过地形，并实地研究了新四军[XinSiJun]集结和转移路线。军部所在地是一片盆地，军部和各直属单位分驻在小平原的各村镇，青弋江（旧称舒溪）从中流过。小平原周边都是山高林密的山岭，相对高差都很大，青弋江平时平缓，一遇大雨则暴涨，难于徒涉。总之这个地形是不可以打大仗的，敌军只要占据周边各山口，就会形成瓮中捉鳖的态势。而新四军[XinSiJun]撤离时，与当年中央红军撤离瑞金根据地时相似，制币机、印刷所、修械所、被服厂随队行动成为累赘。新四军[XinSiJun]转移途经的茂林地区，位于青弋江上游两河之间，东、西、北三面环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方圆不过40公里，有敌3个师凭险筑垒固守，极难越过。作战区域高山重叠，交通不便，隘路多，坑谷多，山势陡，丛林密。山间道路狭窄，一般只能一路纵队通行，各纵队由于山岭阻隔，队形割裂，尽管相距都不远，却无法相互支援。战斗打响后，即陷入各自为战、被动挨打的局面。1月8日晚，当时军部命令新3团由后卫变前卫，机关人员停下来靠在山坡上，让出一点空间，使新3团的队伍从身边过去，先到达高坦。新四军[XinSiJun]分3路纵队进入3个山冲，中间间隔相当大，因有高山阻隔，电台指挥受到影响，相互联络经常中断，军部很难顺畅地实施指挥。而且，那几天冬雨连绵，道路泥泞，战场行动大受限制，部队[BuDui]异常疲劳。新四军[XinSiJun]军部云岭距茂林地区仅40余华里，正常天气部队[BuDui]急行军一夜就可通过，但由于天候原因，从1月4日至6日，部队[BuDui]仍滞留在茂林。负责“剿办”的国民党[GuoMinDang]第32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在皖南[WanNan]事变后的一次宴会上说：“这次‘剿灭’新四军[XinSiJun]，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的当时，连下几天雨，是难得的，使新四军[XinSiJun]困在山谷，前是隘路，后是激流（指舒溪，即青弋江涨水），进退不得，……在日寇‘扫荡’的间隙时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

　　战役中对谈判期望太高。战场上的谈判和抗议，是在保有一定实力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果，而在战局处于颓势，并无力给敌以重大杀伤时，敌不会真心谈判，谈判也不会有效果。在北移之初，“以为可以用和平交涉的方法通过”。当从石井坑突围到大康王后，时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对叶挺说:“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XinSiJun]驻地。”叶挺说:“我们现在是败兵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事实证明，叶挺一下山就被国民党[GuoMinDang]扣留，部队[BuDui]也被打散了。

　　皖南[WanNan]事变的深远影响

　　皖南[WanNan]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XinSiJun]军部的命令，随即整编为7个师和1个旅，新四军[XinSiJun]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GuoMinDang]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动，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变前，我军虽然也是由党独立自主地指挥，但它仍隶属于国民政府，在全局上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节制，遵守国民党[GuoMinDang]的政令军令，发展地域、方向和规模都受到严重限制，我党我军少数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即国民政府）”的影响。事变后，我军尽管损失了部分新四军[XinSiJun]力量，但从此摆脱了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的羁绊，我军不再属于国民党[GuoMinDang]哪个战区的序列，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渐向独立自主地肩负抗战使命转变。新四军[XinSiJun]的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也由事变前与中央尚未形成完全的一致，向事变后思想上高度一致和组织上集中统一转变。我军建设与发展方向，实现了由事变前的游击兵团向事变后主力兵团的转变。政治组织建设更加健全，军事建设更加正规，后勤、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强。从此，我军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