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飞机上载的是汽油和弹药，失事后的大火和爆炸使得中国人很容易找到这里，并派了两个兵看护着现场。四具遗体都被烧得很厉害。有叠没烧掉的钞票从一具遗体的口袋里露出来，但没有人把这些钱拿走，这个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黄十九，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的长孙。1932年生于北京。出生时正值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勇抵抗日军侵略，黄炎培即以军队番号“十九”为其命名。黄十九在中国生活到十四岁，其父去世后，随母移民美国[MeiGuo]。他有英文名字，但一直保留着“十九”这个中文名字。他在美国[MeiGuo]Duke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为资深的飞机设计师。2004年病逝于得克萨斯州。时年七十二岁。——编者

　　我的家人催我写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怎样来到美国[MeiGuo]，已经有很久了。为这，他们[TaMen]还给了我一个[YiGe]磁带录音机。可是对着机器讲话，我总是觉得很别扭，最后还是决定把我在中国的经历写出来。

　　早期的日子

　　我1932年生在北京。我的父亲黄方刚是中国人，母亲微华兰（ViolaMisnerHuang）是美国[MeiGuo]人。我记得30年代我们[WoMen]的生活曾经非常好。妈妈[MaMa]带着三个儿子、五个佣人，还教着书。1937年，母亲带着我们[WoMen]三个（三岁的海川、一岁的岷江和五岁的我）回美国[MeiGuo]北卡来罗纳的艾士威里（Ashville）探望我们[WoMen]的外祖母密斯纳尔（MisnerPicket）夫人。本来我们[WoMen]是计划在美国[MeiGuo]住一年的，可是那年7月日本侵入中国，于是不得不改变计划提前返回中国。我们[WoMen]四个人在1937年12月回到中国。先在香港下船，然后从香港飞到四川成都。由于日本人的侵略，从1939年起我们[WoMen]的家境开始变得非常困难。

　　这张地图中黑线所圈的区域，为日本人1941年侵占中国的计划。区域A那时已经基本全被占领了，包括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被屠城的南京。父亲大概是预感到日本人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早在1933年就领我们[WoMen]迁到四川。我们[WoMen]在成都住到1939或1940年，然后搬到乐山县，在那里一直住到1946年。成都和乐山没标在这张地图里，它们位于重庆（战时中国的首都）西面一百多英里的地方。

　　“日本鬼子”这个词今天用来可能不很合适，但是对我来说，他们[TaMen]还是“日本鬼子”，因为他们[TaMen]从没有为他们[TaMen]在1931—1945年中的暴行向中国或美国[MeiGuo]道歉。“日本鬼子”今天教他们[TaMen]下一代二战历史时，光提美国[MeiGuo]扔原子弹，他们[TaMen]仍然在祭拜像东条这样的战犯，他们[TaMen]没有什么忏悔，仅仅是后悔被打败了。当然，我的痛恨不包括美籍日裔，他们[TaMen]也是美国[MeiGuo]人，像我一样。

　　1939或1940年我父亲转到武汉大学教哲学，我们[WoMen]从成都迁到乐山。为了躲避日本人，这所大学的师生从武汉跋涉了一千多里来到乐山。从1940到1943年，乐山被日本人轰炸过两次，但是城里唯一的工业——生产降落伞的工厂却没有被炸到。空袭炸死了很多人，连树上都挂满了人的腿和胳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WoMen]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整个乐山城没有任何防空武器。多亏父亲，我们[WoMen]每次都能及时地离开，步行三十分钟，躲进防空洞里。那时，中国的空袭警报系统用一串红灯笼来报警。挂一个[YiGe]红灯笼，表示日本飞机起飞了，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隐蔽；挂两个灯笼，表示还有半小时；挂三个，就只剩了十五分钟；灯笼没了，便表示警报已过去。1942年后，为了骚扰成都附近的美军，许多空袭都在夜里进行。美国[MeiGuo]兵叫执行这种袭扰任务的飞行员叫“洗衣机查理”。自从1945年有了“黑寡妇”P-61，“洗衣机查理”就经常被打下来。后来，我去新津机场时还见到过日本飞机的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