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还请注意，如果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并按这一逻辑来推理，那这里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它给了人们一个获得破解“‘密电’找不到了”这个世纪谜案的最后线索，并回答了一个“密电”藏身之处的大问题。这也就是说，已经有了两份内容一致的“密电”：一份“吕氏译电”，一份“贺氏破译电”。其中的“吕氏译电”就算是叶剑英看完后，交给陈昌浩了，这份译电失踪了（曾有人诬指陈昌浩藏匿或销毁了“密电”），但是，那份破译出来的“贺氏破译电”不是还在吗？因为它是用非常手段破译出来的，当然决不会也交给陈昌浩，也决不能让陈昌浩知情。这也就是说，这份电报[DianBao]的原破译件还在有关高层人物手中，因为，从贺氏提供的情况看来，这份电报[DianBao]只能是到了他们那里，按说绝不可能会有丢失的道理。

　　可是，这就又奇怪了！若干年来，这份“密电”老不露面。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专家胡华在会议上公然宣称“武力[WuLi]危害中央[ZhongYang]的问题，危害的实质不能改变”，“电报[DianBao]在叶帅手里”。（转引自朱玉：《与廖盖隆谈话要点》，1982年10月28日）结果有人来到叶剑英处，找出来的还是一张报纸，还是报纸上那段吕黎平的回忆。贺俊桢不过是讲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

　　叶剑英是“密电”问题的最关键的关联者，是首先提出“密电”问题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唯一涉及的人物。同时，毛泽东还着重指出了当时叶剑英“偷来给我们看”的电报[DianBao]内容。数十年来，关于“密电”问题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无数与“密电”问题毫无关联的人士也都要来发表一通关于“密电”内容的文字。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偏偏最为关键的当事人叶剑英关于“密电”内容的具体说法，始终没有[MeiYou]公布，笔者找遍了所有有关材料，都找不出叶剑英直接叙述“密电”内容的文字。

　　历史证明，叶剑英是一位大智慧者，他饱览历史风云，“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自然也就有自己行事的逻辑和风格。不过，他终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

　　“密电”问题产生的特殊背景

　　毛泽东为什么在1937年3月突然端出张国[ZhangGuo]焘“南下[NanXia]，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种既令举座震惊，又无案可查的“密电”问题呢？答案就存在于当时的背景中。这一背景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半年前的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长期独立奋战的三支红军主力终于汇集在一起，从此，中央[ZhongYang]和军委直接领导指挥全国红军的局面正式形成。同时，这种领导指挥的大统一，又有赖于指挥权威的进一步强化。第二，刚刚发生的红西路军的失败，不仅是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重大损失，也必然会对国内政治生态和党内政治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影响。第三，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JieJue]，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总趋势正在加速形成，中共已摆脱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此时身在陕北的中央[ZhongYang]领导人也正信心满满，底气十足。毛泽东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在批张国[ZhangGuo]焘时，说到西路军，给西路军定性；说到“密电”问题，给张国[ZhangGuo]焘在长征中的分裂主义定性。

　　历史事实早已证明，这些说法并不实事求是。比如西路军。早在会宁会师前，中共中央[ZhongYang]和共产国际从国际战略和中国革命发展大局出发，决定中国红军向西靠近苏联，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援助。于是，在中央[ZhongYang]和军委的直接领导指挥下，红军西渡黄河，发起宁夏战役，不久，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计划从新疆方向打通苏联。红西路军艰苦奋战，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ZhongYang]和河东主力部队的生存与安全，以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JieJue]。但是，由于中央[ZhongYang]军委战略指挥等方面的严重失误，二万余人的西路军虽经艰苦作战，终于在1937年3月惨遭失败。就在红西路军失败之时，延安发起了批判张国[ZhangGuo]焘运动，“清算国焘路线”。运动发起之前，中共中央[ZhongYang]按组织原则曾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作过请示，遭到了明确制止和严肃批评。“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ZhangGuo]焘以前的错误做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开展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1937年3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ZhongYang]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88页）而中共中央[ZhongYang]并没有[MeiYou]顾及共产国际态度，延安的批张斗争按期进行，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渡河的时候，他（张国[ZhangGuo]焘）要全部过去，过了三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毛泽东在延安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3月27～31日）已经公开的大量历史文电表明，西渡黄河和西路军在河西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正是毛泽东。（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69—401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803—1029页）他的这一说法，正是“张国[ZhangGuo]焘擅自命令西渡黄河”、“西路军右倾逃跑”说法的最早来源。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端出了“密电”问题：“张国[ZhangGuo]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DianBao]上说：‘南下[NanXia]，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66页）历史地看，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另有缘由。1935年9月初，红军左路军在草地进军途中遭遇葛曲河涨水，张国[ZhangGuo]焘遂顽固坚持南下[NanXia]，中央[ZhongYang]为了实施北上方针，于1935年9月9日深夜率领红一、三军和中央[ZhongYang]纵队连夜秘密出走，脱离右路军驻地单独北上。中央[ZhongYang]坚持北上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有的做法也欠妥，直到多年后中央[ZhongYang]总书记张闻天也还称其为“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洛甫（张闻天）：《整风笔记》，1943年12月）中央[ZhongYang]当时仓促北上，丢下了数百名伤病员；（徐陈给林聂彭电，1935年10月11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20页）并瞒过了处于同一防线的友邻红四方面军部队，致使原驻地班佑被反动武装乘机侵占，次日凌晨，友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猝不及防遭到敌人从班佑方向的突袭，损失百余人，红三十团团长负伤。（张国[ZhangGuo]焘致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电，1935年9月12日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这些情况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政治影响。当时，红军指战员，包括一方面军未走的同志，都很不理解，难免心生怨愤。而一同从中央[ZhongYang]苏区长征而来的五军、三十二军，则意见更大，特别是军领导人，认为把他们甩在草地里，尤为愤激难平。虽然时间过去了一年多，但是人们心里的疑虑和隔阂并未完全消除，因而，毛泽东这一“密电”之说，正是为了说明当时面临非常情况，“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很明显，“密电”问题正是对单独北上的政治交代。不可否认，对于人们思想疙瘩的解除，也发挥了非凡效能。

　　所以，毛泽东的“密电”之说，尽管缺乏事实根据，但是，它为张国[ZhangGuo]焘的分裂行径定了性，纾解了人们在长征中因红军分裂产生的困惑，其目的还是为了清算张国[ZhangGuo]焘的错误，肃清不利的消极政治影响，维护团结和统一，维护中央[ZhongYang]领导集体权威，以便迎接摆在党和人民军队面前的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新任务，这在当时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就免不了其中的一部分人群将要面临委屈和不公平，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