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鄂军赴川，由汉乘轮至宜昌[YiChang]后，须看有无入蜀轮船[LunChuan]，临时定夺。即有轮亦不能一批齐进。计舟行至万县，由万陆行至重庆[ZhongQing]，最速须二十余日左右，方可抵渝。

　　由于蜀通轮搁浅[GeQian]，这个致命的事件，让四川[SiChuan]保路运动始作俑者盛宣怀也乱了方寸，他万分焦虑地向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询问解决办法（1911，9，14）：

　　乱党围城，季帅消息不通，午帅甫抵沙市，迟迟吾行，已催调鄂军，缓不济急。公知省外各军，何军可靠，乞电示。制台命令难行，可由陆军部发电调援。昨由川京官发通电劝解散。公如有策，乞电示。

　　电文中的季帅指赵尔丰号季和，午帅指端方号午桥。

　　同日盛宣怀又向湖广总督瑞澂去电求情，在他看来，只须赶运一千拥有热兵器的湖北新军入川，就足以弹压四川[SiChuan]保路同志会的乌合之众了。电文语气几乎恳求：

　　资州电局二十一来电，成都十六闭城，……等语。若无外援，恐生奇变。鄂军总须设法用轮船[LunChuan]分送。客军枪队，只须千人，便可藉资镇摄。此外有无良法，乞裁示。请转午帅。

　　湖广总督瑞澂，典型的八旗纨绔，此时他是隔岸观火，还有点幸灾乐祸，与盛宣怀在电报中玩起了文字游戏：

　　鄂军入川，由宜而上，有轮亦祗能抵万县，昨已电达。迨舍舟登陆而后，蜀道崎岖，有祗容一人侧身而过者，无论如何，总属缓不济急。

　　从以上电文可以看出，端方所率鄂军水路入川，有无可行轮船[LunChuan]，已成为军事上的最大瓶颈。

　　对于此重大的决定各方生死攸关的历史[LiShi]细节，可作为“信史”的《大波》通过蜀中士绅的议论，专门点明了蜀通轮与军事作用：

　　“其实蜀通就不搁浅[GeQian]，端午桥还是会迟迟其行的。因为蜀通体积很小，我问过，充其量，一次只能装载二百多人。端午桥带的湖北新军一标之众，加上军需、军械、军粮，蜀通也委实载不完，仍然要用民船载运。川江的上水船，你们大概都知道，从宜昌[YiChang]到重庆[ZhongQing]，不走二十天，也要走半个月，而且凶滩恶水，危险万分……”

　　大波》又强调因为湖北轮船[LunChuan]马力不大，都不能驶上三峡[SanXia]，蜀通轮为长江上水的唯一的能运兵轮船[LunChuan]，可是偏又在忠州（县）地界搁了浅，不能及时出险。让酷爱文物收藏的端方被迫仅率十几个随员，几十挑古玩字画，带领少数卫队起旱先行，其余人员、行李、军队、军需，全用木船，凭几千名纤夫拉上去。致使端方所率鄂军精锐延误至1911年10月5日抵达万县；10月13日到达重庆[ZhongQing]；11月下旬行驻资州；此时已距离1911年9月15日从武汉起程日已有两个多月之久，遂使四川[SiChuan]保路运动大势已成燎原。

　　蜀通轮余波

　　这是历史[LiShi]的吊诡。尽管四川[SiChuan]保路运动局面复杂，各方面利益纠缠与阻碍，而蜀通轮搁浅[GeQian]这一偶然戏剧性的事件，影响了辛亥历史[LiShi]进程。

　　清廷最终宣布革去大清邮传部尚书、晚清新政力行者盛宣怀所有职务，“永不叙用”。他惶惶然登上德国货轮，逃往日本神户。《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也是蜀通轮的“意外”搁浅[GeQian]，也连累了晚清“旗下三才子”、开明大臣、渐进改革者端方，以及他那曾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胞弟端锦，最后兄弟二人被反正的湖北新军砍头后，浸泡在煤油中沿途示众。而这一切都是从端方接到《清帝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喻宣统三年四月二○日（1911.5.18）》后开始的死亡之旅。

　　而晚清最强悍的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SiChuan]总督、辛亥秋保路死事屠夫赵尔丰也在成都被砍了头。

　　而今天当人们重新走进辛亥那个历史[LiShi]现场，重新审视那个历史[LiShi]拐点，就会发现蜀通轮的搁浅[GeQian]真的有些大出“意外”：第一，1911年9月的长江并没有进入每年11月的枯水期；第二，蜀通轮船[LunChuan]体的设计是专门针对川江航行[HangXing]的；第三，作为蜀通轮的船长蒲兰田（S.C.Plant）是相当具有引水经验等等。

　　总之，历史[LiShi]遮蔽了历史[LiShi]，让蜀通轮搁浅[GeQian]的那场辛亥秋雾似乎至今也没有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