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后来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说：“《革命[GeMing]军》为邹容所著，渠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炳麟既入狱[RuYu]，非邹容证明，则革命[GeMing]军之罪将并于炳麟一身，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从章太炎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招邹容入狱[RuYu]有分担责任的动机在内。当然，这可能与我们熟悉的革命[GeMing]志士的形象不太相符，但革命[GeMing]者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正如著名近代史学者王敏在《苏报案[BaoAn]研究》一书中所言：“他们勇敢、有担当精神，敢为天下先；但也有人性的弱点，面临牢狱之灾和铁窗生活，有恐惧、有软弱。”

　　与章太炎不同，邹容既不是教育会成员，也非爱国学社[XueShe]的教员或学生，在苏报案[BaoAn]发生前的1903年4月16日，他刚刚从日本回国。他之所以成为该案的主角，是因为其《革命[GeMing]军》在上海出版后，《苏报》刊登了介绍《革命[GeMing]军》的文章和章太炎为《革命[GeMing]军》写的序言。

　　邹容当时才18岁，事发后藏匿于虹口一外国传教士家中。据其好友张继回忆：“太炎被捕，余与威丹（邹容）居新闸新马路某里。太炎以书招威丹，威丹慷慨赴义，余亦不能留，且愿成兄弟之美。”7月1日晚，张继陪同邹容去巡捕房投案：“英人捕头问曰：汝来何为？威丹答曰：我是邹容。英捕头曰：汝是个小孩子。威丹曰：我是满清政府[QingZhengFu]要捕拿作《革命[GeMing]军》的邹容。遂被送入狱[RuYu]中。”两年后邹容死于狱中，年仅20岁。邹容去世一年后，章太炎出狱，当天就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

　　辛亥革命[GeMing]后至今100年来，苏报案[BaoAn]被写进了史书、教材及各种大众历史读物，章太炎和邹容的形象也被不断地拔高和神圣化。其实，治史贵在不溢美不掩丑，如何实事求是地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如何从我们熟悉的一种“拔高”或“贬低”的评判中走出来，显然是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

　　法庭内外

　　苏报》一案共审理了3次，审讯地点在公共租界[ZuJie]的会审公廨。从法律上讲，会审公廨是中国政府设在公共租界[ZuJie]的基层法庭，但在实际操作和运行中，会审公廨却是依据西方的司法理念和程序审理案件，外国领事起主导作用。具体到苏报案[BaoAn]，清政府[QingZhengFu]对关押者既无审判权，也无执行权。

　　清廷对苏报案[BaoAn]的态度很明确，一是“引渡”；二是严惩。苏报案[BaoAn]发生后，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的代表联芳、上海道台袁树勋等清政府[QingZhengFu]官员就多次向租界[ZuJie]提出将人犯交给清政府[QingZhengFu]并处以极刑的要求；8月3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致信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要求租界[ZuJie]当局将章太炎、邹容等交给清政府[QingZhengFu]：“诸犯为中国人，犯罪行为发生在中华帝国领土范围之内，因此有义务将诸犯交给中国当局惩处；此为中国主权，他国不得侵夺。”但西方列强以中国政府草菅人命为由拒绝交出苏报案[BaoAn]犯——租界[ZuJie]的治外法权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侵害，但在客观上又起到了保护资产阶级革命[GeMing]家的作用，这种历史的错位让人颇感意味深长。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QingZhengFu]只好准备在法庭上争取主动，希望以此严惩章、邹等人。

　　对苏报案[BaoAn]犯的审判分别于1903年7月15日、7月21日、12月3日、12月4日、12月5日和12月7日举行，在律师的点拨下，章太炎和邹容都极力为自己作无罪辩护。清廷对章太炎的指控主要集中在“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上，称其是“诋毁圣上，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对此章太炎回应说：“根据外国观念，通常称呼统治者私人名字，在中国有三个满族皇帝常常被称呼私人名字。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至于以‘载湉’二字称呼现在的皇帝，他当了皇帝后名字没有改变，现在也不需要再改名字。”对于“小丑”一词，章太炎则如此解释：“根据我的翻译，应该是‘小孩子’。”邹容除了承认《革命[GeMing]军》是自己所作外，其余则一概不承认。

　　根据欧美国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理念，章太炎“载湉小丑”以及邹容“杀尽满人方罢手”之类的言论并未构成犯罪，但在清廷眼里，这却是砍头的重罪。最后[ZuiHou]租界[ZuJie]当局与清政府[QingZhengFu]达成了妥协，以“言语纰谬”之罪判处“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章太炎）监禁三年”，这起晚清历史上的惊天大案最终草草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