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畅销香港的《侍卫官杂记》一书中，庐山上的美女记者[JiZhe]薛明玉就是以她为原型的。从庐山归来后，谢宝珠的感情问题仍然受到各小报的关注，她与《申报》采访部主任吴嘉棠的恋情，从开始传闻、证实到结合，在不太短的时间内，为许多小报所密切关注，差不多三天两头就有报道。她与吴嘉棠的结合，在当时新闻[XinWen]界也算一段佳话，不过排场着实不小。据说俩人花了7000美金在上海[ShangHai]白赛仲路上买了一幢花园洋房。白赛仲路即今天的上海[ShangHai]复兴西路，该条路上有不少民国时期的名人建筑，如建于1936－1948年的44弄17号，是称为“玫瑰别墅”；“七间房”的民国建筑，由7座风格类似的小住宅组成，有一处曾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私人房产。能在这种地方购买花园洋房做新房，自然也是很惹人注意的。且据《申报》记者[JiZhe]透露，洋房内的装饰极其奢华，被他们誉为“小皇宫”。谢宝珠曾经亲自督率了十数名男女员工，驾驶了一辆轿车，两辆十轮大货车，搬了一整天的嫁妆。可见其嫁妆之丰厚了。当然忙着布置爱巢，准备嫁妆，花边新闻[XinWen]虽仍不断，但记者[JiZhe]的身份却是慢慢被淡忘了。

　　其他女记者[JiZhe]的情感世界同样受人关注，最有意思的是女记者[JiZhe]邵琼的一段罗曼史。说是抗战胜利后，邵琼比她丈夫先离开重庆回到上海[ShangHai]，进入《世界晨报》当记者[JiZhe]。报社一位姓包的编辑主任立即看上了她，对她穷追猛打，誓言决不放弃。邵琼起初因刚进报社，自然要敷衍他一下，后来缠不过就不再理睬他。结果这位编辑主任的精神竟然受刺激到发痴，最后只好辞职了。邵琼也因此被人误解，好在其丈夫不久以后也来了上海[ShangHai]。此外像陈香梅、池廷熹等的情感新闻[XinWen]也时有报道，但风头都不敌谢宝珠，看来谢宝珠即使评不上上海[ShangHai]最美的女记者[JiZhe]，但评个“花边新闻[XinWen]之最”应是受之无愧的了。

　　当然也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有位写了个《女记者[JiZhe]难娶》，为何呢？作者的理由是：首先，女记者[JiZhe]们见识颇广，交的朋友不少，因此被她选中的机会就比较难。其次，做了太太后，她仍在外交际，谁给你洗衣做饭？再次，她今天碰见某师长，明天会见某局长，你丈夫的地位就不保。岂不是娶不得吗？此文虽冠以“幽默小品”之名，但恐怕暴露了当时部分大男人的真实心态吧。

　　上海[ShangHai]女记者[JiZhe]形象和女记者[JiZhe]事件

　　社会上捧女记者[JiZhe]的多了，无形中把女记者[JiZhe]和交际花给搭上边，又确有些花瓶式的女记者[JiZhe]混充其中，因此在这些花边新闻[XinWen]中，不少人对女记者[JiZhe]始终抱有很深的成见。比如一则批评上海[ShangHai]参议员杨抚生的花边新闻[XinWen]《杨抚生看中女记者[JiZhe]》。杨抚生是当时上海[ShangHai]鹤鸣鞋帽商店的老板，也是当时上海[ShangHai]市的参议员之一。该文写道：据说杨抚生在1947年1月的市政会议上，只发了一句言：“一尺多长的美国皮鞋运到中国来有什么用？”那么他在会场上干什么呢？原来其每日在会场中别的不注意，独对一些“记者[JiZhe]之花”们特别感兴趣。他常常找机会和她们搭讪，有人推测他的作用有二，一是为了想让她们为自己的商店做些宣传，至于二嘛，“则是既不可说，就不必说了”，对杨进行讽刺、调侃的同时也连带贬低了女记者[JiZhe]的形象。有些花边新闻[XinWen]对女记者[JiZhe]的贬低则是直截了当的，比如一则《谢宝珠情人》的花边新闻[XinWen]，作者就直截了当地写道：“老实说，像她这样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小姐做新闻[XinWen]记者[JiZhe]，目的无非是做跳板而已。”怎么跳呢？无非是利用记者[JiZhe]身份接近达官贵人，然后找个好对象，便可以功成身退，过贵夫人的生活了。但有时新闻[XinWen]对女记者[JiZhe]的贬低可能是作者不经意的，如《女记者[JiZhe]孙方中出洋》本是个中性的新闻[XinWen]报道，但作者却认为：“孙方中以女记者[JiZhe]身份，活跃于京、沪、锡之间，引起了军、政、商界注意以后，好多人加以推测，认为这位女记者[JiZhe]再红一些时候将发紫，紫了以后一定会博得贵人相助，而亲善，订立终身大事，果然在今日孙方中是宣告离开新闻[XinWen]界，准备去美国留学了。”在这些新闻[XinWen]中，作者大多认为记者[JiZhe]对于女性而言只是一个找到好对象的跳板而已。

　　对旧上海[ShangHai]女记者[JiZhe]来说，这些新闻[XinWen]尚不足为惧，毕竟只是小报杂志供人消遣的“乱谈”而已，看了一笑了之也就罢了，但如果是《中央日报》这样严肃的报纸对女记者[JiZhe]的批评，可就不容轻视了。

　　1946年7月23日《中央日报》（上海[ShangHai]版）的副刊《文综》上发表了记者[JiZhe]徐翊（徐开垒）的《女记者[JiZhe]》一文，作者一开篇就写道：“可怜的中国，我们真不知道要为它悲哀，还是应该替它欢喜；在和我离开遥远的昔日，那时节所不曾有过的，现在她们出现了。”文中所谓的她们就是“上海[ShangHai]女记者[JiZhe]”。他竟然为了这些“无冕女皇”的出现而感叹起中国的可怜来了。作者表明，自己刚回到上海[ShangHai]看到这些女记者[JiZhe]时，本想敬颂这种新人物的产生，“可是日子一久，往昔所有的好心情，都已经为日子所付给我们的经验所破灭了，以至于无复有勇气为这些‘无冕女皇’称颂了”。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经验呢？作者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描述得异常清楚，“当我们想起她，我们就只觉得除了一只花蝴蝶在空中乱穿乱飞一阵之外，别得就什么也没有了。”作者接着列举了这些“花蝴蝶”女记者[JiZhe]的种种行为：她天天的工作就是会见名人，和参加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她吃得很少，但有时也吃得很多，但无论怎样，迟到和早退，她是必然的。而这样矫揉造作无非是为了引人注意。访问名人时，那些名人，看到她卡片上娇滴滴的名字，照例是偷闲接见。缠了多时后，留影道别，于是第二天便能在报上看到注有“本报记者[JiZhe]××与×××”字样的照片等等。总之“她从来不知道除了高楼大厦之外，还有其他产生新闻[XinWen]的地方。她只在名人之间跳动着，她的卡片像雪片一样在冷气间里飞舞”。作者对上海[ShangHai]女记者[JiZhe]的讽刺真是不留丝毫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