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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排斥革命理论 辛亥革命亦有和尚参加革命军--中国年鉴网
核心提示: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1年5月11日B07版 作者:侯坤宏 原题为: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
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被称为“革命和尚”,他除了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佛教改革事业上。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佛教发展曾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
佛教提供革命理论
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佛法倡导赞叹和乐共存的道德,对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从没有把战争描写为光明与美丽,但它是世间相的一角,释尊并不一概抹煞它。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轮王必有一“主兵臣”,这等于说:离了为正义与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推行仁政的领袖,要具备种种的条件,首先是“军众净洁”。军众,不但是第一,并且还需要纯一不杂,具有崇高理想的净洁的军众。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无诤的和乐共存。可见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若从宗教角度看,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较,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被燃起而最后才熄灭的是反宗教情绪。反观中国的辛亥革命,在进行过程中,并未含有反宗教情绪,反而出现宗教界支持或亲自参与革命的行动,中国境内的反宗教情绪,要等到稍后的“五四运动”才出现。
清末思想界曾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当时一些思想家,非常注意佛学研究,并把它用作为改革、变法维新或者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近代早期改革思想的代表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均笃信佛学,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吸收佛学为其精神养分;同样地,辛亥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少信佛之士,如章太炎、黄宗仰、苏曼殊等人。这种现象,就如同梁启超所说的:佛学是晚清思想家的“伏流”,其时所谓“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也。
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说:“晚清壬寅癸卯年(1903-1904)间,上海维新志士有乌目山僧者,章太炎着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着之《革命军》,书面均署其名。时人只知山僧为方外人,而不知即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也。”冯自由提到的黄宗仰、章太炎、邹容,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汪荣祖认为,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中国,革命中国最有学问的革命家是章太炎。当我们要探讨佛教对革命理论的影响时,章太炎是个很好的例子。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1898年春,入张之洞幕,以言论过激,与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和而离开。戊戌政变后,章因新党嫌疑,避居台湾,一度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应梁启超之约,东渡日本。时梁启超方倾向革命,与孙文、陈少白相得,章得与闻革命运动,乃著《訄书》,宣传革命排满。1901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木刻《訄书》行世。1902年,再度赴日,与秦鼎彝(力三)等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宣言,轰动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