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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排斥革命理论 辛亥革命亦有和尚参加革命军--中国年鉴网(2)
1903年,蔡元培组爱国学社,聘章为教员。邹容着《革命军》,章为作序,时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主立宪,拥清廷,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驳之,传诵一时。不久,“苏报案”发生,邹容与章太炎都被清政府要求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通缉,后章太炎被租界当局判处3年有期徒刑,邹容2年,邹在关押近2年后病死狱中。
值得留意的是,章太炎刑期较邹容长,年纪较邹容大,但邹容却病死狱中。此中关键在:章太炎在狱中读了佛经,邹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病”。章太炎接触佛教,有其家庭与修学背景,当他在青少年时,就因其父亲章浚“中年颇好禅学”,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茹素念佛”,这对青少年时期的章太炎有一定的影响。又,章太炎从“少知经”,到“始知佛藏”,进而“观《涅盘》诸经”,到“渐进玄门”,与宋恕(平子)的“开导与引路”极有关系。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狱,促使他向佛学领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狱中每天“役毕,晨夜研诵”,终“乃悟大乘法义”。章太炎在狱中所读的,是《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论》、《成唯识论》,属于因明、唯识学的论典。据章太炎自述,他视“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章太炎对佛教的态度并不迷信,是经过一番理智抉择的。章太炎虽谈佛学,却重视自己的思想,佛教经论的广大内容,刚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现成思想数据与语言。
1906年5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翌年初,苏曼殊与刘师培、何震夫妇赴日,与章太炎同寓,章太炎曾为苏曼殊《梵文典》一书题序,为何震辑《曼殊画谱》题跋,可见章、苏交情不恶。此时,佛学成为章太炎鼓吹革命的精神力量,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孔教、基督教皆不合用,只有佛教最可用。他鼓吹用佛教的平等说进行反清排满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权,因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清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后,章太炎又在《民报》发表《建立宗教论》,认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要做到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章太炎以为,佛教最足以担当此重任,因“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也。章太炎在革命党宣传刊物大谈佛学,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有人害怕《民报》会变成佛教刊物。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的文章,主要特征是“以佛学易天下”,鼓吹排满与他所理解的佛法。但章太炎发表的文章并不限于佛教,佛教只是他的思想根底之一。章太炎在《民报》谈佛,绝不是消极,而是要积极地建立一种革命人格观。
早在苏报案发生前,章太炎就有“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的念头,他在1907年,曾宣布要在来年“披剃入山”,并约苏曼殊一起“南入印度”,为自己取了一个“震旦优婆塞”的别名。为谋赴印,请了一个印度人教他梵文。为筹措费用,通过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引致革命党人之不满。1908年4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批评章太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抛却了平生抱负”。章太炎对此事并未隐藏,曾在《越锋日报》发表一公开信,以说明真相。1916年3月,章太炎再兴出游印度之意,想“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寻释迦大师遗绪”,以遂夙愿,为此曾写信给他的学生许寿裳,请他帮忙筹措旅费,可惜还是没有结果。
就宣扬革命而言,孙文与黄兴都不及章太炎,而章太炎在革命理论宣传上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与佛教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极有关系。
僧人参与辛亥革命
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说,南社有4个和尚:即半路出家的李叔同、酒肉和尚铁禅、半僧半俗的乌目山僧黄宗仰、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民国纪元前3年,其宗旨是反抗满清,名为“南社”,有“反对北庭”的意味。但黄宗仰并没加入南社,比较确定的是李叔同与苏曼殊,所以陈星说他们是“南社二僧”。诗人柳亚子曾创办并主持南社,他称,“苏曼殊为逃禅归儒,李叔同为逃儒归禅”,将二人并称。
从僧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看,黄宗仰、苏曼殊、铁禅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叔同反而与革命较无直接关系。以下就黄宗仰、苏曼殊等人参与革命之情形,一一加以叙述。黄宗仰(1861-1921),江苏常熟人,16岁时到三峰寺出家,法名印楞。5年后,受具戒于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师赐名“宗仰”,他则自署“乌目山僧”。光绪十八年(1892),应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延请,前往主持讲座。戊戌政变后,宗仰目睹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交游。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叶瀚、黄宗仰等人,鉴于清廷“丧师辱国,非先从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进行,更难着手”,于是,发起创建中国教育会,暗中鼓吹革命。
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先后逃亡,宗仰先留在上海,后赴日本暂避。在日期间,得识孙文,孙文欲赴檀香山,绌于川资,宗仰倾囊相助,始得成行。其时,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因经济问题,即将停刊,宗仰致函上海友人共集资相助,该刊赖以继续出版。武昌革命兴,上海陈其美、李燮和所部,各欲推戴其主为沪军都督,相持不下,经宗仰调解,燮和退让,宗仰并向哈同募得捐金3万版以助之。11月初,孙文自欧返国,宗仰亲迎至哈同爱俪园。民国成立,宗仰“廓然归山,谢绝交际”。沈潜评价黄宗仰说,他“堪称辛亥革命前后一位爱国爱教的佛门先觉,一位集诗僧、画僧于一身的革命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