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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排斥革命理论 辛亥革命亦有和尚参加革命军--中国年鉴网(3)
苏曼殊(1884-1918),其父苏贾森,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与某日本妇女交往而生曼殊。1898年(15岁),曼殊随表兄再赴日本,就读横滨华侨设立的大同学校。1902年冬,加盟具有革命性质之“青年会”,与陈独秀、秦毓鎏、叶澜等相交甚契。1903年,俄侵东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拒俄义勇队”,旋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曼殊咸与其事。“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性质不同,前者属于“拒俄御侮”,后前者属于“革命排满”,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部分担任运动员,回国建立分会,并组有暗杀团。
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世界文学的杰作,1903年,苏曼殊翻译为《惨社会》,1904年,陈独秀将它修改、加工为《惨世界》。苏、陈二人的译作,非严格翻译,其中有译有作,是翻译和创作的混合,借由“批判清朝统治,号召武装革命”,从改变下层人民的地位出发,提出革命议题,此译本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有其一定地位。
1903年11月,苏曼殊在惠州某寺庙出家,法号曼殊。1904年,因保皇党势力猖獗,曼殊倾心革命,曾想用手枪杀康有为,陈少白力阻之,遂不果。据柳亚子观察,从外貌看,苏曼殊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好像很冷淡,其实骨子里非常热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他没有入会,但当辛亥革命发生,陈其美在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洋时,他忽然热烈起来。当时他是在那里教书,为筹回国旅费,就把书籍、衣物卖掉,未回国之前,曾写信给柳亚子,其中有如今两句诗:“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苏曼殊对革命是充满了热情。
1914年,苏曼殊(31岁)在日本发表《天涯红泪记》及《燕子龛随笔》于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时与孙文、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彦、戴传贤等人相往来。1915年,苏曼殊曾为冯自由《三次革命军》题词。1915年,在上海,曾住环龙路孙文寓所;1916年,仍居上海,曾与陈果夫、蒋介石同寓;1907年5月2日,圆寂于上海广慈医院;丧事由汪兆铭负责经办。可见苏曼殊与革命党人关系之密切!
智亮、意周师徒:浙江主要革命秘密机关有三处:绍兴大通学堂、嘉兴温台处会馆及西湖白云庵,为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聚之处。白云庵有智亮、意周师徒二人,智亮俗姓吕,传为吕留良之后,意周姓李,据说是太平天国名将后裔,愤满人之统治而出家。师徒好侠尚义,曾在嵩山少林寺习武,对革命党人深表同情,徐锡麟、陶成章初游是庵,即深相结纳。蔡元培、章太炎、褚辅成、秋瑾等,也常到此密商光复大计。徐锡麟赴皖经杭州,曾住此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来庵集议,商浙、皖同时起义事;同盟会黄郛、陈英士亦曾三次来庵秘密传达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指示与密约。光复后,孙文、蔡松坡亦曾游此庵并题匾额楹联。
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据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毕永年,湖南长沙人,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及弱冠,与谭嗣同、唐才常相善。谭后在京任军机章京,毕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往来于汉口、岳州、长沙间,与哥老会诸首领谋匡复事业。毕永年赴日后,求谒孙文于横滨,加入兴中会。因唐才常在上海力主保皇,原支持革命之会党(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辜鸿恩、张尧卿等)得到保皇党经费,纷纷改变立场。毕永年劝唐才常与康有为断绝关系,唐坚不从。“永年受种种刺激,且以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毕永年出家后,法名“悟玄”,曾贻书平山周,有云:“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意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利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据冯自由说,毕永年“其后不知所终”。但经杨天石考证,毕永年之出家,因受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之影响,但他“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唐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被推为副龙头,积极联络在湖南举事,并曾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紫林和尚原为革命志士,因躲避清廷追捕遁入佛门,但仍与哥老会头目有联系,支持毕永年之活动。惠州起义失败后,毕永年回广州,卖掉西服,着上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到白云山隐居。1902年1月,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享年32。
铁禅(1894-1945):番禺下茅人,善拳技,能诗、能书、能画,清光绪10年曾在黑旗军刘永福部下做过幕僚。回粤后,家居赋闲,以书画自娱。因遭甲午大疫,妻、子相继死亡,遂入六榕寺削发为僧。辛亥革命前,铁禅结识孙文,同情并支持革命。六榕寺在戊申广州之役时,是策划革命活动总机关底下8个分机关之一,孙文曾在六榕寺内召开秘密会议,铁禅因而与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相识并有交往。中华民国成立后,铁禅在广州组建广东省佛教总会,任会长。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返广州时,铁禅迎孙文至六榕寺,得孙文赠予《平等自由博爱》和《阐扬佛教》两匾。另白云山双溪寺主持蟠溪和尚,铁禅独与之友,因他能协助埋葬七十二烈士遗体,对革命亦有功。
除了上述几个例子,辛亥革命时有些寺院是革命党人的后勤中心,有些寺院还组成僧军,实际参与革命活动,如武昌首义时汉阳归元禅寺。归元禅寺位居战略要地,一度是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和粮台、后勤机关所在地。
1911年11月3日,黄兴在武昌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当晚率总司令部人员进驻汉阳西门外昭忠祠,昭忠祠在归元禅寺南侧,属禅寺范围。革命党人在寺内设粮台,以王安澜为总办,掌军粮发放,胡祖舜负责军资弹药,也驻扎在寺内。在归元禅寺后勤行动中,按炮弹、枪弹、粮食、器材编为四个大队,每对有辎重兵三五十人,从寺本部至琴断口沿线,每隔半里至1里间,设一兵站。后民军兵败,来不及撤退存放在归元禅寺的粮食和军需品,放火焚之,此为该寺遭辛亥兵燹之内幕。
据1911年11月12日上海《民立报》所登短讯一则云: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有某志士,见武汉和尚甚多,特组织和尚队一营,现在报名,投效者实繁有徒,将来必有特别妙用也。”归元禅寺僧众中,有不少人脱掉僧衣,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民军队伍里,为创建共和浴血奋战。除武汉地区,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各地僧众亦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者。上海的一支,且曾实际参加攻南京的联军,率领者为灵隐的玉皇方丈(却非)。绍兴亦编成数百人,以谛闲法师为统领,开元寺僧铁岩副之。另在上海,平桥路清凉寺住持释清海、大南门海潮寺住持释应干,鉴于民军饷项不足,特发起普利水陆筹饷善会,建水陆道场49昼夜,香火所得,悉充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