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消除“富田事变”对部队的影响，12月17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在宁都县黄陂发表联合宣言。《宣言》说：“我们敢说毛泽东同志是没有错误的，尤其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的路线相符合”。并严正声明：“朱德、德怀、公略对于同志之去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不拥护之别。一切革命的同志，请在革命的战线上相见。”

　　接着，朱、彭、黄3人又联合给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发出一封公开信，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号召“富田事变”的官兵要“辨明真伪，分别是非，毅然决然肃清叛逆一致来归，参加决战”。

　　毛泽东把精力放在第一次反“围剿”。待逐步了解到肃反实情时。毛泽东为之震惊

　　此时的毛泽东，正全神贯注于步步逼近的国民党“围剿”大军，并按照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决策，率领红军主力从樟树、峡江等地东渡赣江，向苏区腹地步步退却。12月14日，毛泽东签发了《将部队移往平田安福砍柴冈》的红字第七号命令。22日，毛泽东在宁都黄陂拟定《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印发全军。

　　那天，毛泽东派去协助肃反的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忽然满身泥土出现在眼前，这使毛泽东大吃一惊。彭儒后来回忆：“古ffj同志到黄陂之后，把富田事变的问题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后来，毛泽东同志派陈毅同志去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

　　毛泽东没有料到，派李韶九领导赣西南苏区肃反，惹出了这么多是非，竞制造了红军内部这么大的混乱！

　　12月16日，“嗣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向根据地发起猛烈的进攻。19日，敌攻占东固。

　　敌人进攻的炮声已侧耳可闻。这时，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等寄来的信。毛泽东赞赏彭德怀等人维护大局、光明磊落的行为。

　　他同时认为，在这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任何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及对抗、叛乱行为都是对革命的犯罪，必须予以坚决反对。为统一思想，总前委召开紧急会议。12月2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表《答辩信》。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滕代远、谭震林共同签发了六言体布告。

　　总前委的答辩信连同六言体布告，在苏区范围内广为印发、张帖。这在当时对于稳定军心统一对敌，起了很大的作用。

　　12月24日，国民党“嗣剿”部队的包围圈已缩小到南龙、源头、洛口、头陂、兴国一线。毛泽东、朱德等经过认真分析后，调集兵力在宁都小布布下罗网，于12月30日开战反击，接连取得龙冈战斗、东韶战斗的全胜，5天时间，共毙俘敌军1.5万人，缴获武器1.2万件，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时，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有了时间，要对前段时间的肃反丁作理出个头绪来。

　　当毛泽东了解到李韶九滥用酷刑，在肃反中搞“逼供信”，错杀了许多革命同志时，十分气愤。毛泽东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谭震林回忆说：“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1931年1月1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的《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对于今后肃清AB团取消派等具体方法，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

　　接着，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开始对参加“富田事变”部队官兵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他们消除顾虑，回到河东，统一于总前委的领导之下。

　　被关押的李文林也被放出来，派伟万泰河东区委搞肃反工作。李韶九所犯罪过不可饶恕。1932年2月底，李韶九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不久被处决！

　　对于江西苏区前段肃反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毛泽东深知自己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10多年之后的1945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谈到“整风、审干、锄奸”问题时，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一番话：“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部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但是，在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

　　萧克回忆说：“后来毛泽东同志得出一个经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