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高效作战”是什么意思？

　　姚：我说的“高效作战”，就是指在同样的火器发射水平下，给敌军所造成的杀伤量更大。我先用另外一个例子，拿它来做比较，可能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从1945年秋到1946年春，我在东北民主联军（即四野前身）总部警卫团工作时，曾与苏联军队配合作战，执行剿匪任务。那时我就亲身体会到，苏军的火力非常之强大，他们的一个加强营，竟然可以装备10门山炮和野炮，3至5挺重机枪，每个连装备3到6门迫击炮，每个班不仅有轻机枪，还配备了2支自动步枪，也就是我说常说的“转盘枪”。我粗略地估计一下，苏军的一个普通步兵营，在单位时间可以发射的火力，起码是当时我军一个步兵营的10倍以上。但是，如果以其发射同等火力给敌军所造成的伤亡看，苏军就远远达不到我军的10倍，所以说那时的苏军“作战能力”强而“作战效率”不高。而日军就不一样，其实日军装备是远不如苏军的，比如，他们就几乎没有什么自动步枪，也没有连属重机枪，所以日军的火器发射速度是不高的。但据我粗略的估计（当然可能很不准确），如果苏军每发射出100发子弹可能会杀伤5名敌军的话，那么，日军的100发子弹就可能杀伤10名甚至20名敌军，也就是说，当年日军的作战效率大约是苏军的一倍以上。

　　Y：这话的意思，是否就是你在《自传》中所说的，日军士兵“技术好”，枪法准确？

　　姚：有这个意思，但还不只这些。其实，日军之所以“作战效率”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士兵个人训练好，射击准确；也有刚才说的，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使其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顽强，可以给对手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其实，在内战时期，我们红军的顽强作战意志，就给国民党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会使其怯战。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日军的战场协同配合是非常好的。1938年秋，我们在安庆到合肥的公路上进行过一次伏击战，袭击日军的一个车队，本来打得还是比较顺的，但日军的救援部队非常迅速地赶到，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战斗。就协同作战这一点看，国民党军队就差得很远。最后，我们还要十分注意一点：一支部队，一旦他能有比较高的作战效率，那么对后勤补给的依赖也要降低。你在阅读战例时不难发现，日军的后勤部队其实有时是比较落后的，在中国山区甚至还经常使用骡马大车，但是，我们几乎很少遇到日军后勤补给出现重大问题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他的高效率作战，降低了对后期依赖的原因，尤其是与装备差的对手作战，就更是如此。

　　Y：如此说来，新四军与日军作战，确实就会有很多困难了。但是，我看《新四军四支队简史》，你们好象还是可以做到使敌军的伤亡大于我军，用的是什么办法呢？

　　姚：不夸张地说，新四军与日军作战，比起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真是要难上一百倍。所以，在开始一小段时间里，我军对日军作战还是感到比较吃力。但是自我参军以来，就一直有一个深切体会：我军从来就有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好传统。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无论是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总结“四打四不打”，还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总结的“三点一面”、“四组一队”、“三三制”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因此，经过不断地摸索，我们还是逐渐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对付日军的“高效作战”。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可能有那么几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要寻机与日军的小部队作战。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最大弱点，就是他的兵力严重不足。在最初进行了一些大规模战役后，便转入常规性占领，这时，他的兵力就开始分散，往往是靠一个中队甚至靠一个小队，去占领一座县城，这就为我军寻机与其小部队作战提供了方便。

　　从另一个角度看，日军武器配备的特点，也与其它军队也类似，越是小规模的部队，其火器配备就相对不那么完备。像一个大队（大约相当于我们一个营），一般会配备有“九二”式步兵炮，而中队（连）配备的，最多也就是六零迫击炮了，到了小队（排）一级，一般就没有迫击炮而只有掷弹筒了，火力就差了很多。1938年到1939年间，我所参加的对日军作战中，多是与日军中队以下的作战单位作战，所以很少遇到过日军大口径炮对我军形成的强大火力压制的情况。要知道，日军作战效率高的一个重要表现，还不只是他的步兵枪法准，其火炮的射击精度也相当高，一般完成一次试射修正诸元后，第二发就大致可以击中目标，这对我们的机枪火力点的威胁非常大，所以要尽可能与日军小的作战单位作战，以避免其强大的炮兵对我形成过大的火力优势。其实，这种经验不仅在我们新四军，1938年以后，八路军作战也开始注意缩小作战规模，据二野战史记载，1939年1到3月间，一二九师作战100余次，毙伤敌军3000余，每次也不过是30余人。即便是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其实每次作战的对象，单位也并不大，与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就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