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实际上当然是李想指挥一方面军。在这步达到之后，第二步是企图撤销朱、周职务，因为一方面军有方面军指挥之存在，他的指挥不易贯彻，朱、周当时在作战上与李德常有不同意见，另一方面军委一切机关（如二局、三局等）在方面军，后方指挥是困难的。所以在忻口战役胜利后，反而借口不执行命令要撤销朱、周，但在军委会上未能通过，因而变为要方面军司令部回后方，其企图是使指挥机关脱离前方部队，而同时便于他在实际上独揽军权。借口是避免两重指挥，及加强军委领导。因而托辞去视察部队、解释误会，到了建宁，就立即决定方面军司令部回后方与军委合并，同时又借辞打击肖劲光，企图慑服全军。从朱、周回来，军委与方面军司令部合并后，他便成了总司令，达到了篡夺军权的目的。”

　　这段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是如何通过两个特别手段，顺理成章地攫取并独揽了中央红军军权。

　　博古在离沪赴苏区时，经艾佛尔托介绍认识李德

　　博古如何认识李德，和李德的关系是怎样的，都是非常清楚的。博古指出：“我和李德的认识是在上海即将离沪时，经艾佛尔托介绍认识的。在这之前，远东局军事毛子我未见过，因要到苏区就向李请教了一下军事，他教了我二次，内容是一般的军事教条：进攻防御，突击方向，箝制方向等，地点是在马律师新村，时间在洛甫同志家被破坏后。他之进苏区，我虽未向远东局提出要求，但已派来了觉得很好，因为自己不懂军事，有个军事专家来，在军事上可以有所依靠了。初到时，几天内他拟出了改造学校计划，提出了许多意见，觉得此人尚能干和肯干，印象甚佳，一切都赞同他。”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博古逐渐发现了李德的一些做法令人困惑。博古指出：“到他要撤销朱、周时，前方有许多不同意见提出，军委内部又发生争论时，我觉得非常困难，无所适从，因此，极想恩来回来主持军事，因为当时认为恩来在军事上是很行的，去建宁是我先主张的，想去请周回，但这一动议李德马上利用了，他正想取消方面军。”

　　“周回来之后，军事工作及军委处，由周负责，而这时，恩来对军事行动与李德问我后，没有大的分争，因之我觉得可以放心了，支持和赞助李德的计划，使他成了总司令（在周回后方，军事上日常接洽是恩来直接和他接洽的，大的计划才提出和我商量或提到书记处）。这种情形，一直到长征中在湖南的大争论，中间虽对他的生活上的过高要求、脾气暴躁觉得不太好，但在军事上要依靠他，就忍耐和纵容了他，造成喧宾夺主之势，在一切军事问题上，他成了最后的决断者。

　　“湖南争论，广西的损失，老山界、三十四师被切断、部队的大减员，毛主席的坚持斗争，一、三军团首长对他的不满等等，使我慢慢地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感觉长征的指挥我有错误，因此在黎平会议上，我没有再积极支持他，否决了他的意见，会后，周因李脾气大觉得为难，我即主张按通过的计划办，不必理他。但在乌江架桥未成前，他极力主张东转时，我又一度动摇而赞助他意见。

　　“遵义会议时，我对中央苏区的军事领导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是没有认识的，但是已经觉得在军事领导上错误是有的，对他不再如以前一样完全支持了。长征后期，因他去军团、我去政治部不大见面。张国焘会合他去红校，巴西、阿西北上时，书记处曾要我去通知他走的。在瓦窑堡时又有些来往，他当时反对到绥远去，因此与我反对东征意见上有些相合，但并不完全一致。保安以后虽有些过往，但已经不再多谈军事和政治的问题。”

　　以上，博古表明了他与李德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的关系，由信任到不太信任或反对的一个变化过程。

　　博古对重用李德的沉痛检讨

　　博古对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这样阐明的：“我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盲目的信任李德，积极支持李德的军事计划，蛮横地强迫其实施。但是所以如此没有丝毫警惕性，如此盲目的信任，在我是有着思想上和品质上的根源。这里，第一是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道路决战，从这里便产生了否认游击战，主张正规战，建军及指挥上的正规化、集中化，从大国家办事来的、不失苏区寸土的分兵抵御思想及决战思想。第二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军事教条自己虽不懂，但李德军事教条迷惑了我，他的图上作业、条令引用之类，呼哧了俘获了我。第三是品质上的强不知以为知，刚愎自用，自己不懂军事又要强作解人，因而把李德的意见当作自己的主张，成了傀儡。第四是洋奴性，对外国人的盲目崇拜，丝毫不去警惕。第五是宗派观念，反对游击主义，否认和抹杀毛主席的军事主张，斩断历史，否定粉碎一、二、三、四次围剿的丰富经验。所有这些弱点结合在一起，才使李德极端错误的军事指挥得以实现，使红军受到空前未有的损失。”

　　博古还把延安上层整风给他提出的众多问题，归纳为十个方面作简要总结，把与李德关系放在第四，在这里他又进一步突出了如何认识李德及李德的来头：“我与李德认识是(1932年秋)经远东局负责人艾佛尔托介绍，他进入中央苏区是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央苏区越权，我放纵其越权，是严重错误，应受党的处分。但我和他的关系，决无其他任何关系。”

　　从博古自我检查中看出李德之进入中央苏区，是远东局主动派来的，不论是在上海还是苏区他们从未要求过。李德来苏区的派头十足，自述上级给了他两个任务。博古还讲了李德一步步夺取军事领导的过程。博古谈了自己只是在离沪临行前，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介绍、认识了李德，只向他请教了两次军事常识，而非所谓有深交的好朋友。博古对自己依靠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的空前损失，承担责任并作了深刻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