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在贵州盘县，敌机向红军休养连隐蔽处轰炸，母亲为掩护一位受伤的师政委，被炸弹炸得遍体鳞伤，鲜血浸红了她的衣服。一些领导想把生命垂危的母亲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养伤。

　　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二是安全不能保证，就是死也要把她抬着走？”并马上派傅连暲医生主持抢救。

　　父亲的刚毅感染着母亲，她终于闯过了鬼门关。

　　母亲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父亲则评价母亲为“很了不起的红军女战士”。

　　在与父亲共同生活，忘我奋斗的10年里，母亲多次怀孕生育，而婴儿不断夭折或忍痛就地送人，她的头部、背部14处受伤，有的弹片一直未取出。身心的创巨痛深，超出了一个女性、一个母亲所能承受的极限，灾难性地损害了她的精神她的健康，但她仍觉得自己可以为革命多做些工作。

　　父亲忽略了母亲，忽略了母亲柔弱内里的刚强。他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远没有刚到延安前多了。有时，还会为一些事情各不相让。

　　母亲忍受不了文化的差距和感情的失落，她不想落后于人，更想寻回自己。

　　刚出月子没多久，母亲就把我交给奶妈，刻不容缓地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去了。

　　在抗大，过的是集体生活，母亲克服困难，抓紧机会、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读书、操练，保证出勤。有一次，竟因贫血晕倒，但她还是坚持着。斯诺先生在关于我父亲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在身心伤痛和往后之路怎么走的困惑中，单纯的母亲以她“双枪女将”的果敢，作出了暂别父亲和我——到苏联去治伤、读书，提高文化素养的选择，并祈望藉此走出情感失意，将来以新的状态回归。

　　父亲极力挽留母亲。他倾吐肺腑之言：“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泪；三是在贵州，我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随即，父亲又进一步劝慰：“我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然而，父亲的良苦用心未能解开母亲的牢牢心结。

　　尽管母亲深知父亲就是她灵魂的依托，但是在别无良策的选择中，倔强的母亲还是执意地选择了更遥远更寒冷的莫斯科。

　　菊香书屋的熏陶

　　1949年9月下旬，开国大典的一切准备就绪。

　　因往返香山的路程太远，费时多又不安全，父亲服从中央的集体决定，正式入住因是皇家禁苑而他一直不愿住进去的中南海丰泽园。关于住进中南海，父亲首先从是否脱离群众是否改变共产党性质、是否会落入李自成结局，也就是革命成败等大问题来考虑。他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失败周期律抱有高度警惕。他对叶子龙叔叔说：“中南海过去是什么人住的地方？我们住进去不妥，我是不想进去！”

　　不过，由于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中央最后还是决定搬进中南海。父亲说：“听人劝，听饱饭。搬就搬吧。”

　　但父亲总有种失去自由的感叹。他曾说：“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们共产党人是鱼，人民群众是水，离开水鱼就会渴死！我和群众唠嗑唠嗑，不仅是工作，还是休息，享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