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有近代文明的影响，也有封建意识的遗传基因。他的讲话叫“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冠之以天干地支，这是所谓“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的由来。

　　他的迷信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内室常设香堂，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常被找来问福祸。抗战前有一回迎接蒋介石到山西，在哪里迎很费了一番周折：在运城（运成），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

　　学延安，蹲窑洞；学土改，村公有

　　正因为“中”的思想，阎锡山能从中共各方面汲取长处。他看到了旧军的弱点，研究了中共“党指挥枪”的办法与经验，得出结论：“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于是他依靠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筹建新军“青年搞敌决死队”，并仿照八路军的建军制度，在新军中普遍设立政委制。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仿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当时延安有个学校叫“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临汾也成立了一个“民大”（民族革命大学）；一到秋林、克难坡，阎锡山就仿照延安挖了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同时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兴水电，使得秋林、克难坡的夜景像是个小延安；中共历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延安有成群结队的女兵，阎也标榜提高妇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养女干部。于是秋林、克难坡街头也不乏身着戎装的“女兵”；延安提倡勤俭朴素、艰苦奋斗，阎也要求禁绝烟赌赃欺，官兵干部待遇以及服装也较国民党中央军简朴；延安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阎也使秋林、克难坡的生活紧张化，机关干部每天8小时工作外，须出席早晨6点由阎主持的“朝会”……

　　当1935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从南方苏区向北方蔓延时，阎锡山在“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他还几次提到“共产党的厉害”：“共产党将私有土地拿来分给贫农，使贫农同情于他，成为拥护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农民拥护为其革命手段，是摧毁现在政府建设的基础。”

　　早在1920年代，阎锡山提出过“田由公授”的主张，他深知土地问题是这农业国家的命脉。10多年间，因为战乱与动荡，农村破产情况普遍，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雇农佃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

　　他认为汉之王田、晋之占田、北魏之均田、隋唐之班田、宋之限田，都是限制土地集中的办法，但没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中国的土地问题，老是走循环路线，由集中到重新分配，由重新分配又恢复集中的过程。”

　　他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他督导制订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一共13条。主要款项是：凡满18岁的村民，就有权向村公所领一块田，到58岁，还给村里；那些不下田耕作的人，必须交不劳动税。

　　这份大纲在当时引发许多评论，有的人认为它在理论上存在许多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

　　阎锡山在老家五台县的几个村试点，苦口婆心劝说富人们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以无利公债收买，遭到富人的强烈抵制。结果，不了了之。

　　正如当时某些评论指出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利益的重新分配，实际上是要触动甚至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能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远没有阎锡山设计的那样简单。

　　他的方案，实际上是在不损害所在阶层利益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以挽救走向没落的命运，却遭遇非议和责难，这不得不算作既得利益阶层的悲哀。但阎的努力，对19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农村运动，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