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描摹1947年以后的阎锡山：“如热锅里的蚂蚁，团团乱转，每天拄着手杖，几个卫士跟着，一会儿到参谋处，一会儿到作战组，内北厅、外北厅、中和斋，跑来跑去——这是他想问题时的习惯；此时更形焦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面色黧黑，眼眶深陷，性情变得粗暴，逢人便骂，对卫士稍不如意，举杖便打，不仅拿公文请示的参谋、参事，怕与之见面，能避则避，就是伴随他的五妹子阎慧卿，这时也收敛了。”

　　有一次，阎锡山特地招见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桌上摆着500小瓶毒药水，门外停着一口棺材，阎锡山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还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随身带枪，事到临头将他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1949年3月28日晚，阎锡山的内室悄无声息。手下已伫立良久，他才睁开眼睛说：“你坐下，拿支笔，咱说你写。”阎向美国政府求援：“如能支持十万日军俘虏，拨飞机200架，归阎某指挥，定可横行华北，扑灭共产军。”他委托早有款项交存的美国凯因公司向政府游说。手下问：“凯因公司是商人角色，怎么能叫美国政府这样办呢？”阎锡山说：“你不懂得，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与政府有直接关系，你去办吧！”

　　3月29日下午，阎锡山带了六七个侍从，秘密溜出南门，在汾河西洪沟小机场，乘坐陈纳德替他准备的一架小飞机，逃往南京。

　　1949年4月23日午夜，太原城破在即，阎锡山电报五人小组：“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性命难保。”

　　4月24日上午，解放军对太原城发起总攻。梁化之命副官在省府院的钟楼一侧备汽油和木柴，然后进入钟楼服毒自杀，在副官点燃的冲天烈火中化为灰烬。同时服毒的，还有阎锡山钟爱的五妹阎惠卿。

　　梁化之自杀前后，特种警宪指挥处的部分成员也先后服毒或开枪互击。阎锡山到台湾后，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

　　这故事曾被编入台湾小学课本，被称为“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台湾一些文人也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李敖童年时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解放太原用了整整6个月，攻守双方伤亡均在3万以上。破城一个多月后，章士钊、邵力子写信给李宗仁：“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1949年12月9日，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教育部长杭立武即将逃往台湾。

　　众人候在机场，惟阎锡山样子奇怪：他带着两只箱子，寸步不离身，一只坐着，另一只放在手边；他神情恍惚，身体微摇。这两只箱子里都是金条。

　　多亏这些黄金，让他晚年能在阳明山麓独占一隅，建起一座碉堡式建筑，著书（70多岁出版《三百年的中国》）、会友、“观察宇宙”，安度余生，不必多看蒋介石眼色。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失败，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如我们对二百万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对抗装备甚差的三万共军，即是明证。共党以其主义、政策、政略，组织起民众，造成面的战略，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是超历史的做法。”

　　阎锡山死于因感冒引发的肺炎和心脏病，走完78年人生路。他生前曾作了一些挽联，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贴在墓地。其中一副道：

　　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

　　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50年来，他的侍卫官井国治、张日明等人一直看守着这座碉堡。他的灵堂里香火不断，除烛台、鲜花、素果，供桌两侧还摆放着其著作《三百年的中国》、《阎百川先生要电录》等。80岁出头的张日明对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说：“这几年有山西来的客人，或研究阎锡山的学者来过。有兴趣看看，就带几本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