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到的“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前者取其没有圆滑习气，敢作敢为，没有框框，勇于探索，锐意进取；后者取士人的自尊心强，不至于做出出格之事，尤其是廉洁，对每天与钱财打交道的人，更为重要。后来，他还特别提出：

　　道府大员少用为好，如厘卡用秀才，营务用末弁，也有好处，盖职卑则感激易生，新近则习气尚浅，故号令易行，江西厘卡多用官员，少用寒士，远不如两湖之旺，就是明证。

　　以下解释这四句话的意思。

　　第一是有操守。过去有一句话说：“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得太平。”还有一句话：“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两句话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即能力的重要。操守是一个人为人，特别是做官员，做领导的一条底线，是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至少从三国时期，就形成了约束官员的三条标准，也就是“清”、“慎”、“勤”这三个字。所以，曾国藩把文官的第一条标准定位为“有操守”。

　　操守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含义是“要清廉”，为官不清廉，老百姓怎么能服气？第二个含义是有节操，有节气，有一种临事不惧、临难不苟的胸怀和修养。他说，下属获得上司偶然青睐，但操守有问题，还是不能持久，手下的人也不会真心佩服你。即使你的权势可以压他一级，但他心中不会服你，所以曾国藩特别强调，做领导要有操守。

　　第二是没有官气。曾国藩提出：一个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官气很重，这个人的发展就已经受到局限，不会再有大的发展了。所有的讲话都是由秘书写出，讲官话，说官气，这种人一个都不能用。“官气”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打官腔、说官话”，做事情总是瞻首顾尾，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他说，官气就是“圆滑取巧、心窍太多、敷衍塞责、不能负巨艰、担大难”。艰难的事情来了，经受考验的时候到了，但是你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当大任呢？

　　湘军招募的原则也非常奇特，城里的市井油滑之人一个也不招，招募的都是山里的农夫。原来的绿营兵、八旗兵他也不招，他担心绿营习气或八旗习气侵染到整个队伍，怕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怕湘军得传染病。面试时，一看招来的人是农夫，不善语言，很木讷，甚至还有些呆，曾国藩就会表示满意。而油腔滑调、多言善变的人，曾国藩通常是不要的。他不要官气，常说宁肯乡气重一点，不要官气重一点。乡气重一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一种骨气，说话虽然不能自圆其说，顾头不顾尾，但是很有干劲，这种人他愿意用。

　　没有官气，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以质朴为尚，不应专取才华。虽说用人只是用他的才能而已，其他根源的东西无须深究，但也必须足以驾驭，这样才能为我所用，而不致受牵累。人的才品，虽然多有不同，然而只有质朴才能长久。探究起来，以质朴为主而用人的过失不过十之二三，单以才华而用人的过失则常十之八九。

　　咸丰九年六月，曾国藩给郭嵩焘讲了这样一则笑话：

　　说是过去有一个大盗专以盗富家人的棺木为业，有一天他找来工具，好不容易挖开了棺木。这时，从棺椁中忽然有个人坐了起来，对盗贼说：“我是伯夷呀，你有什么事要讨教吗？”盗贼吓得要死，立即跑得远远的。过了几天，他又换一个山丘开挖，刚打开墓门时，看见以前从棺木中坐起的那个人尾随而至，对盗墓人说：“这是我的弟弟叔齐的冢墓啊！”盗贼也立即跑了。曾国藩随后发挥说：“我们现在将巨饷、香饵放到深冷的水中，正好比向伯夷、叔齐的坟冢索要珠宝、玉匣一样啊！”曾国藩说：“这则笑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伯夷、叔齐本来是清正之人，盗墓贼找错了人；另一种解释是盗墓贼只认金银财宝，对伯夷这样的人才望而生畏。它告诉我们，必须推诚扬善，不能口里到处喊缺人才，见到真正的人才反倒视而不见。”

　　第三是多条理。曾国藩“相人口诀”当中就有“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来，这样复杂的一头牛，庖丁很快就能解得很清楚、很伶俐、很利索，因为庖丁找到了诀窍。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每天用得着的不能太繁多，两句话就够了。一本书也好，古人流转下来的典籍也好，概括起来，可能就是几句话，你千万不要把它变复杂。总之，把很多复杂的事情变为简单，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条理”。

　　“多条理”，不但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种能力。

　　咸丰九年十月，他对李榕说：

　　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修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这里的“守约”，就是有条理。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署理两江总督，这也是他第一次做封疆大吏，兼有兵权和财权、人事权。当月二十八日午刻，曾国藩从官文的咨文中，得悉他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本营员弁纷纷前来道喜。午饭后，他当即与李元度等人讨论“时事应如何下手”。随后多日，他不厌其烦地与幕僚等讨论，又与胡林翼等通信，商酌大局。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调研，特别是在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后，曾国藩总结出当前应着力做的十个方面的事情。他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形成了做封疆大吏的主要点，把“治事”分为四类：兵事、饷事、吏事、文事，而把“治之之道”归结为三端：剖析、简要、综核。他具体解释道：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元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综核者，如为学之道，既日知所亡，又须月无忘其所能。每月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当综核一次。军事、吏事，则月有课，岁有考；饷事，则平日有流水之数，数月有总汇之账。总以后胜于前者为进境。此二者，日日究心，早作夜思，其于为督抚之道，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