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也说：

　　成就大业总以得人为主。子游为宰，首在得人。苟得其人，鸣琴可理；即长孺卧治，亦可理。不得其人，虽日夜操劳，而无济于治。求才之法，谋野则获，谋邑则否。野多朴而邑多巧，野尚质而邑尚文也。又说：天下强兵在将。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纯诚；其次则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义。要未可误于矜骄虚浮之辈，使得以巧饰取容。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愈熟，必致败乃公事。

　　前面提及，文官和武官各有四条标准，而忠义血性是上上之选。曾国藩还提出一个具体入手之处——检验人才能不能胜任，将来有没有发展前途的“五到”，这也是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他说，办事情，人才要以“五到”为要。这“五到”分别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和口到。

　　关于“身到”，曾国藩说，文官有身到的要求，武官也有身到的要求，就是要下基层。一个领导没有下过基层，就不是一个好领导。文官就要“亲验命案”，还要“亲巡乡里”，这个地方的每一个州县、每一个乡，你都要看一看。如果是武官、将帅，就应该“亲巡营垒”，探清敌方，包括太平天国那边的营垒是什么样子，这就是到第一线，下基层。

　　“心到”就是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和终条理。我们前面讲，曾国藩用人强调有条理，他说：“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

　　“眼到”主要有二：认真看公牍，着意看人，留心看人，看他是哪方面的人才。公牍，包括国家所有的大政方针都是通过官方文件下发的，公牍里面体现出一些政策上潜在的重大趋向。

　　“手到”就是每天去做，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记录，以备遗忘。俗话说，好记忆不如烂笔头。曾国藩一生留下许多日记，他随手记的文字非常多。

　　关于“口到”，曾国藩说，不能只凭上司的一纸公文就完事，还要苦口叮咛。千叮咛，万嘱咐，让下属真正体会你的思路和想法。

　　曾国藩说，做到了“五到”，再加上前面文官和武官的四个方面，再有忠义血性，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才。

　　在曾国藩的湘军高层里，李鸿章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咸丰十年九月，曾国藩派李元度驻防徽州，打了败仗。李元度这个人戴着高度的近视镜，很有才能，长于出谋划策，本是坐办公室的人。曾国藩想提拔他，让他驻防徽州。安徽就是由徽州和安庆的合称而来。曾国藩告诉他，你一定要改掉文人习气，尤其要戒浪战，一定坚壁自守。李元度防守徽州的时候，太平军李侍贤部天天骂他，说他是缩头乌龟。后来李元度违抗曾国藩坚壁自守的命令，出城一战，几千人的人马，几乎全都被吃掉。曾国藩很气愤，要给清廷上奏折，弹劾李元度，有革职、永不叙用之类内容。

　　按照工作分工，李鸿章负责起草这个奏折，但李鸿章说：“一定要参劾的话，门生不敢拟稿。”李鸿章心里在想，曾国藩这次识人不明，李元度出谋划策是其所长，临守战场是其所短。曾国藩说：“你不写，我自己来写。”李鸿章想以去留相争，因此说：“那样的话，门生也将告辞，不能留在您的身边服侍了。”曾国藩答以“听君自便！”李鸿章一气之下走出了曾国藩的幕府。李鸿章打算回南昌，中途到了湖北。胡林翼是湘军高层中最有贡献的，他是湖南益阳人，半路上把李鸿章拦到湖北巡抚衙门，劝李说：“你环顾天下，能够因依谁而起，我相信你最终能够发迹起来，但舍掉曾老夫子，似乎不好。”李鸿章回答说：“没有想到你老英雄也是这样看人。我原来把你当成豪杰之士，现在看来，我的眼光有问题。”胡林翼一再挽留的同时，立刻给曾国藩写信，说：“从面相上看，李是富贵之相，李某终将会发达，不若我们引之前进，足以张吾军。”让曾国藩一定把李请回来，曾国藩也意识到这样不好，立即写信把李鸿章请回来。在李鸿章的书信中，保留了多份他劝阻曾国藩不要弹劾李元度的信函。

　　李鸿章的作用确实很大。举一个例证，这也是曾国藩一生当中遇到的三大难题之一。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之前，下令天下带兵之人，带兵保卫京师。如果皇帝被外国人抓住了，那真是奇耻大辱。因此所有臣子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道理，应该立即带兵前去。曾国藩接到这个命令后，感到十分为难。为什么？因为他制定的战略是在这个时候要把安庆拿下来。长江自源头至湖北省宜昌为上游，水急滩多；宜昌至江西省湖口为中游，曲流发达，多湖泊(鄱阳湖最大，洞庭湖次之)；湖口以下为下游。长江中游，从武汉而下紧接着就是九江、安庆，下面是芜湖，最后是南京。如果把安庆打下来，太平天国就没有天险可以凭借，被攻灭是指日可待的事。而湘军进围安庆已有一年有余，现在如果撤兵，势必前功尽弃。

　　为此，曾国藩感到非常苦恼，他请所有的幕僚出主意，召开讨论会。李鸿章只说了一句话，八个字，“按兵请旨，且无稍动”。他说：“外国人已经到了家门口，所谓入卫只是一句空话，三国连衡，将来不外乎是这样一种结局，就是割地赔款。现在劳师远道而来，安庆距离京城遥遥几千里路程，每天急行军即使走百里路，还有粮草辎重，至少也要一个月，等你到京城的时候，城下之盟早签订了。”但是这个话又说不出口，曾国藩不是以忠诚为天下的表率吗？这样做就是不忠诚、不忠心。所以李鸿章用“按兵请旨”这四个字，实际是拖延。曾国藩随即向皇帝上了一个折子，请求皇帝在曾国藩和胡林翼当中，派一个人带军北上。那个时代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信息传递手段，军报传递，六百里加急，往返也要十几天。等咸丰皇帝接到这个奏折的时候，他已经逃到了热河，让所有带兵的人都回去。李鸿章帮助曾国藩渡过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难关。

　　曾国藩本人不是足智多谋的人，但是精于算计，尤其善于吸收众人的智慧。曾国藩于咸丰十年五月初十的日记写道：

　　与希庵(李续宜)熟论安庆、桐城两军应否撤围，约沉吟二时之久，不决。中饭后得少荃(李鸿章)数言而决。因写信与胡中丞(林翼)，定为安庆、桐城二军皆不撤动。

　　当时尚未接到进京之旨，至九月六日，上奏请派他或胡林翼带兵入卫。以后多日记载皇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进京、和议已成等事，非常详细。直到十月初四，他接到不必带兵北上的廷寄，悬着的心才放下。日记写道：

　　旬日寸心扰扰无定，因恐须带兵北上入卫，又须进规皖吴，兵力难分也。今接奉此旨，可专心办南服之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