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职官员的标准也有四项。

　　第一要“才堪治民”。就是你的才能能够服众，能够让下面的人由衷地钦佩你，这与文职官员不一样。武职官员必须到第一线去，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把山头打下来，这就必须得服众。

　　第二是不怕死。

　　第三是不急名利。

　　第四是耐受辛苦。

　　之所以如此排列，曾国藩回答说，一个人要治理他的辖地，首先要才堪治民，就是能不能让下属、让所有这个团队心服口服，非常钦佩你。才堪治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不外乎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人肯定不服气，不勤则业务必然荒疏，故第一要务在此。敢打敢拼就是身先士卒，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样下属才能追随你，因此作为第二个条件。为名利而出的人提拔稍迟则生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员工争毫厘，因此列为第三个条件。身体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的人久用则散，因此作为第四个条件。他还提醒说：

　　下级弁勇对于本营将领，其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是否干净(清廉)，保举是否公道，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没有生气的人。他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强调“秀才带兵”，希望借助于他们的知书明理，练习韬略。

　　以上四条只是一般标准，文官也好，武官也好，这四条标准只是一般性用人标准，而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仅有这四条标准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一个最高的衡量人才的标准，用他的话叫“上上之选”。那么，这个最高标准是什么？曾国藩用了四个字——“忠义血性”。“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的概念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孔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而“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孟子·梁惠王》)。

　　后来“忠”的含义表达的是为人不贰，为人忠诚，更多的是对国家而言，要公忠体国，尽心王事。“义”也演变成行侠仗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义行。血性，是忠义赤诚的性格。一般而言，有血性的人疾恶如仇，敢说敢做，敢作敢为，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尤其是当别人有危难时能够挺身而出，而丝毫不顾及个人得失。曾国藩提出，忠义血性才是上上之选，是最好的人才。这就是说，人要有激情，有持久的激情，不能五分钟热血，虎头蛇尾，更重要的是敢于担当，有承担。他说：古往今来的英雄，并非一开始就一定要成为一个大英雄，而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就的。这就是说，“忠”是对一个组织而言的；“义”是对个人而言的；“血性”是有激情，有担当，敢作敢为。曾国藩挑选的接班人也好，重点提拔的人也罢，都是从“忠义血性”这个视角当中选择的。

　　曾国藩说，表面上看来，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四条标准，但不具备忠义血性，则不是最好的人才。最好的人才必须具备忠义血性这个上上之选的最高标准。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忠义血性，即使前面的四条只具备三条、两条或一条，但也能够逐渐地将四条都具备了。相反，一个不具备忠义血性的人才，即使具备前面的四条，但最后临大难，在重大、关键的时候，还是不可靠。所以曾国藩说，忠义血性是上上之选。

　　他说，湘军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血性必减一分。若打仗能出则向前，入则殿后，此一端已有可为统领之质。又有血性而不忘本，有诚意而不扰民，若加意培养磨炼，将来或可成大器也。

　　而忠义血性大多具有朴实廉介的特点。因此曾国藩又延伸了他的用人思想，指出：大概观察人的办法，以朴实廉介为本质，有这样的品质再加上特殊才能，这样的人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品质，就是有长处也是靠不住的。“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说的人无本不立，其意义就在于此。

　　方宗诚观察到，曾国藩“平日取人，皆诚朴厚重一流，而不喜才华浮薄者。若德行文学之儒，则奉为上宾，出入谈论而不肯烦以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