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我来说，听了这几句话，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以为这次运动会比较文明些。可是事实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不但会上会下压我揭发[JieFa]张闻天，要我对跟毛主席还是[HuaiShi]跟张闻天做出抉择，而且生活和行动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药得由办公厅主任韩念龙经倪立羽每次给一片等等。

本文摘自《看历史》2011年3月刊，口述：何方，撰文：周海滨，原题：《我对张闻天的“忏悔”》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YiGe]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YiGe]就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JieFa]批判’张闻天。”

　　88岁的何方1922年出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进入延安五期抗日军政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东北干部队”进入东北，先后在承德、哈尔滨、双城、东丰、辽阳等地工作。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委副书记，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发现何方的“文笔不错”，将其调至身边。从此，何方开始跟随张闻天工作。

　　两人的最后一次相处是1959年庐山会议[HuiYi]后，何方去张闻天家中看望在庐山会议[HuiYi]上“出事”的张闻天，自此一别，直至张闻天被迫害致死，有着“师生之谊”的二人再也未能单独见面。

　　如今，年届耄耋的何方回忆起往事，更多的是对张闻天的忏悔和赎罪，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那次对张闻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与张闻天最后的谈话1959年7月初，中央[ZhongYang]在庐山召开中央[ZhongYang]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议题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张闻天参加了会议[HuiYi]，这次参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庐山会议[HuiYi]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也并不关心会议[HuiYi]情况，还是[HuaiShi]像往常一样，只是作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一个[YiGe]助手，从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中挑出应当给他看的，交中央[ZhongYang]办公厅机要交通局送到庐山。

　　庐山会议[HuiYi]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错愕，充满担忧。可以说，庐山会议[HuiYi]犹如晴天霹雳，中断了我紧张的工作和平静生活，开始接受飞来的横祸和连续二十年的煎熬。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便去看了张闻天，还陪他们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我们[WoMen]谈话时比较轻松，张闻天本人都没想到事情会有那么严重，还照样嘻嘻哈哈的。他说，以后不让做这种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国际问题[WenTi]来安度晚年也好，甚至还谈到以后不再跳舞了，说是你们要戒烟，我要“戒舞”。

　　他哪里知道，怎么能让一个[YiGe]被认为“里通外国”的人去研究国际问题[WenTi]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当时说，你是搞外交的，干嘛对国内问题[WenTi]发起言来了？他的回答是，这就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说着还做出失足状。谈话间，通讯员送来了毛主席的信，上面写道：“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同志这封信。”他看后显得很高兴，并顺手交给我看。我告辞时还说过几天再去看他。哪知这竟是我向景山后街甲1号的最后告别，也是和张闻天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就开始通知开会批判了，紧接着外事会议[HuiYi]一开，不但禁止我去张闻天家，而且连留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车、由萧扬帮我打点运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