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的揭发[JieFa]还是[HuaiShi]有保留的。有些我认为关系重大又只是张闻天和我两个人谈的，我就没揭发[JieFa]，主要是涉及毛主席的问题[WenTi]。例如他跟我谈《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不正确或者已经过时；对1954年毛主席批评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WenTi]不以为然，说不应该急着解放台湾和争当反美先锋，还是[HuaiShi]先把大陆上的事情办好，台湾被日本占了五十年，中国还不是中国等等。我没讲这些当时认为属于尖端问题[WenTi]的原因，倒不是为了保护张闻天，主要还是[HuaiShi]怕说不清楚，麻烦越惹越多。所以[SuoYi]这并不能减轻我在揭发[JieFa]张闻天问题[WenTi]上的罪责。因为我是张闻天最亲密的人之一，我的揭发[JieFa]和别人不一样。所以[SuoYi]我确确实实错得严重了，人应该承认错误。

　　第一次与张闻天谈话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闻天同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大概是1941年4、5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下来，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YiGe]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上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早饭后一个[YiGe]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SuoYi]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见我，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意见。

　　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少学点马列主义书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实际问题[WenTi]，比如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尽快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习。

　　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才十八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SuoYi]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的做法还是[HuaiShi]对的，马列主义还学得不够。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SuoYi]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改行学习党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毛泽东的表现。根据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反省笔记》上讲，大约从1940年起，毛泽东就老是批评他主管的宣传教育工作，张闻天找我谈话时说的，已经流露出毛泽东要“改造我们[WoMen]的学习”的意思。不过我的感觉还是[HuaiShi]太迟钝，不但当时，就是事后也没把这次谈话和很快就开始的整风运动联系起来。

　　参加起草张闻天悼词我曾一再说，我这一生中犯过两大政治错误，一个[YiGe]是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个[YiGe]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JieFa]批判张闻天。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两大包袱。1978年春天，我从干校回到北京探亲，打听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已回到北京住下，并且还和邓力群谈到我，说我在1959年外事会议[HuiYi]上的发言，曾使她和闻天大吃一惊。这更加重了我的负罪感，所以[SuoYi]我没敢贸然去看她，而是先写了一封信试探。

　　在信中，我作了一个[YiGe]简单但真诚的检讨，并且问到能否去看她，以便当面向她谢罪。很快，刘英就回了信，欢迎我去看她，还说不要作什么检讨。收到信后，我立即去看了她。一见面，我先作检讨，说对不起她和闻天同志，辜负了他们两位十多年的教导。由于二十年不见，又感到羞愧和对张闻天的怀念，我这个很少失声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刘英却不同意我作检讨，反倒认为他们连累了我，跟着他们吃了苦，还影响了前途。从此我同刘英恢复了来往，而且经常见面。

　　1978年11月中央[ZhongYang]工作会议[HuiYi]上，陈云在小组发言中提出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WenTi]。虽然他没提张闻天，但彭张是一个[YiGe]案子，理应一同处理。同年12月24日，中央[ZhongYang]为彭德怀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会。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英就向新任中央[ZhongYang]组织部长的胡耀邦提出，希望将张闻天的骨灰从无锡移回北京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并得到胡耀邦的应允。但由于当时担任中央[ZhongYang]副主席兼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阻挠，竟又拖了半年，直到1979年5月才将骨灰运回。那天胡耀邦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时中央[ZhongYang]已决定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原准备7月下旬举行，但是当时在杭州休养的陈云要求参加，希望等他回到北京后再开，并提出追悼会让他主持或致悼词都行。这样就使追悼会推迟到8月25日，由陈云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央[ZhongYang]致悼词。这就标志着中央[ZhongYang]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

　　张闻天平反昭雪后，中央[ZhongYang]批准成立了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我是其成员之一。在这之前，我还参加了张闻天悼词的起草工作。那是1979年5月，曾彦修、徐达深和我接到通知，要为中央[ZhongYang]领导同志起草在张闻天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这件工作我们[WoMen]三个人都感到棘手。我们[WoMen]不但很难掌握对张闻天的评价，而且连他的历史都不了解。因为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从来不对身边的人谈他的过去。例如我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多年，就一直不知道他在遵义会议[HuiYi]上当选为党中央[ZhongYang]总书记，更不知道他主持了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和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因此我们[WoMen]写悼词简直无从下手。

　　我们[WoMen]除了拜访刘英以及其他老同志外，还得经过批准去中组部查阅档案，而中组部让我们[WoMen]看的档案又极其简单，因为主要材料都还保存在大三线的山洞里。所以[SuoYi]我们[WoMen]起草的悼词就很简单，一些重要的评语和史实，如说张闻天“是我党在一个[YiGe]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HuiYi]上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HuiYi]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HuiYi]上被选为党中央[ZhongYang]总书记”等，都是送审后由胡乔木修改时加上的，并得到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中央[ZhongYang]领导人的审阅。加上去的这些话分量很重，是我们[WoMen]不知道也不敢写的。

　　追悼会的举行就意味着对张闻天正式平反。从此也开始了全国性的张闻天研究。

　　（感谢宋以敏女士提供大量的资料，文章大量内容据何方先生所写的自述材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