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MaoZeDong]为首解决团结问题。张闻天衷心拥护，即向毛泽东[MaoZeDong]“让位”。毛从全局考虑，要张闻天将“总书记”的名义继续下去。所以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ZhongYang]会议[HuiYi]，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MaoZeDong]。1943年，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作过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没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GongZuo]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GongZuo]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HuiYi]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MaoZeDong]同志[TongZhi]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HuiYi]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GongZuo]。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MaoZeDong]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TongZhi]是不争权的。”

　　然而，就在权力顺利移交的过程中，他们[TaMen]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

　　1938年秋，毛泽东[MaoZeDong]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TongZhi]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GongZuo]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ZhongYang]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ZhongYang]，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ZhongYang]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ZhongYang]的几位领导同志[TongZhi]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GongZuo]。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MaoZeDong]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MaoZeDong]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毛泽东[MaoZeDong]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影响两人关系的另一件事，就是对马列学院[XueYuan]的评价。自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尽量推掉“总书记”的工作[GongZuo]，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部和马列学院[XueYuan]。延安马列学院[XueYuan]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延安的最高学府。自学院[XueYuan]创办之日起，张闻天就兼任院长，直到1941年7月改组，前后有3年多的时间。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张闻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始终充满眷恋之情。1976年6月底，他在病逝前夕曾对外甥说：“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在马列学院[XueYuan]时为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

　　然而，毛泽东[MaoZeDong]对马列学院[XueYuan]并不满意。1941年5月，他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其中有一段就可能与马列学院[XueYuan]有关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TaMen]啃《资本论》、《反杜林论》。”（最后一句在公开出版的《毛选》中删去了）

　　在另一场合，毛泽东[MaoZeDong]甚至公开指责：“马列学院[XueYuan]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应该承认，毛泽东[MaoZeDong]在报告中批评的一些现象，在马列学院[XueYuan]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XueYuan]教学方针有问题，并且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由于毛泽东[MaoZeDong]的批评，1941年7月，马列学院[XueYuan]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又改组为中央[ZhongYang]研究院，虽仍然由张闻天担任院长，但这种改组实际是对马列学院[XueYuan]的彻底否定，对张闻天主持马列学院[XueYuan]工作[GongZuo]的彻底否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马列学院[XueYuan]共招生5届，培养了近千名干部，这些人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不仅如此，中共领导人的秘书和负责理论宣传方面的干部，许多人也出身于马列学院[XueYuan]。这些成绩显然不是在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的教学方针下所能得到的，它恰好说明马列学院[XueYuan]在整体上是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并取得了成效的。

　　对于毛泽东[MaoZeDong]的批评，张闻天感到很委屈。他后来写道：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正”，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GongZuo]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ZhongYang]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GongZuo]做不了，就做小工作[GongZuo]也可以。别的同志[TongZhi]有时提议，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我有时想不谈也就算了，我为人如何，以后证明，我何必急于人家了解！

　　不过，张闻天后来还是“下决心找毛泽东[MaoZeDong]同志[TongZhi]当面谈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枣园找毛泽东[MaoZeDong]同志[TongZhi]谈了一次话，他谈得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意批评我。”第二次，毛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毛泽东[MaoZeDong]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还说张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了张闻天几个字的评语。

　　毛泽东[MaoZeDong]的这些批评，同张闻天的实际是不符合的，跟毛泽东[MaoZeDong]每每称赞张是“明君”、不争权、作风民主这些评语也是矛盾的。张闻天“听了虽然不舒服”，“抱有抵触情绪”，但并没有去辩解。

　　凡是张闻天有选择机会的时候，他总是选择远离毛泽东[MaoZeDong]的地方

　　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HuiYi]，讨论党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LuXian]问题，拉开了中央[ZhongYang]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毛泽东[MaoZeDong]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主题报告。他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LuXian]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TaMen]自称为“国际路线[LuXian]”，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