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张闻天含冤下山，并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巨大的压力下，张闻天不得不承认错误。在下山的当天，张闻天写给毛泽东[MaoZeDong]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ZhongYang]其他同志[TongZhi]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MaoZeDong]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TongZhi]，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张闻天却没有感受到一丝“热情”，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火力更凶猛的批判斗争。一盆盆污水随意泼到张闻天身上，嘲弄挖苦，恐吓辱骂，主题完全离开了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的老账，追查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张闻天对此非常伤心。他对妻子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刘英从没有见过丈夫流过眼泪，这时他却止不住地淌眼泪。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已是花甲之年的张闻天血压猛增，前列腺肥大症加剧了，尿中毒威胁着生命，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被送进了医院。

　　“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的波涛”

　　张闻天动过手术病愈出院了。他这时虽然仍保留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工作[GongZuo]已经停止了。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中国的涎生和成长奋斗了将近40年的张闻天，如今被抛在一边，这是多么悲凉和痛苦！他对妻子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GongZuo]，大的工作[GongZuo]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GongZuo]。”1960年元旦，大病未愈的张闻天就给毛泽东[MaoZeDong]写信，婉转地表达了要求工作[GongZuo]的愿望，以后又几次写信给毛，但都没有下文。

　　张闻天无奈，找总书记邓小乎。邓说：“研究国际问题吧，那是你的本行，你熟悉。”这正合张的心意。

　　张闻天又去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说：“国际问题，外交战线，你还是暂时回避的好。还是搞经济吧。”

　　张闻天领会所谓“里通外国”的谣喙尚未澄清，刘少奇让他避嫌是出于关心。搞经济他也乐意，就按刘的意见找当时的经委主任李富春。李同张在东北局财经委员会曾一道当过陈云的副手，听张闻天一讲，非常欢迎，说我们这儿正需要你这样懂得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但过了不久，张闻天接到李的来信，信中表示歉意，流露出经请示未获同意，无可奈何的意思。

　　是谁不同意李的信中未说。其实这是无需点破的事情。

　　1960年11月，中组部副部长找张闻天谈话，告诉他，中央[ZhongYang]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心里清楚，“特约”研究员并不是让他研究什么，只不过是安排个地方领工资、有个单位过组织生活而已。然而，他并不在意，回来高兴地告诉妻子：“只要有事做，就行。”

　　不久，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报到，并把“特约”研究员真的当回事来做。他不因受打击、被排斥而丝毫减轻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每写一篇就送到杨尚昆处，再打印出来分送给中央[ZhongYang]领导同志[TongZhi]。1962年2月，毛泽东[MaoZeDong]又收到张闻天的这种成文的“笔记”后，曾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短信，说“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8月，张闻天又向毛泽东[MaoZeDong]转交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是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研究两个多月以后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拓展流通渠道、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等政策建议。

　　报告送交中央[ZhongYang]之前，他还郑重地给毛泽东[MaoZeDong]写了一封信。本来在他提出写调查报告时，刘英心里就犯嘀咕：庐山会议[HuiYi]挨了一顿批判，如今才事隔两年，又要提建议，难道还不汲取教训？这时，报告马上就要送上去，她不得不出来劝阻：“是否就不要送了，你的意见人家不会采纳，弄不好又要引祸烧身。”

　　张闻天坚持要送上去。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是反映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ZhongYang]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建议的还是要提。”

　　果然不出刘英的预料。报告送上去不到两个月，八届十中全会就召开了，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张闻天的这篇报告也变成了新的罪证。接着，1965年经济研究所进行“社教”运动，这篇报告又成为新的批判对象，说它是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要求，甚至说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之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HuiYi]上的发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全国，张闻天受到软禁与批斗。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逐出“北京”，“发配”到广东的肇庆。

　　这时，张闻天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从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索。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着他一旦获得写作的自由，便迫不及待地重新开始因“文革”被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