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讲，所谓“一线”、“二线”的概念是含混模糊的。中共中央进城后，从未在“一线”“二线”问题上有过正式的规定，也未对“一线”“二线”的权限和职责作过任何解释；但在实际工作中，中央高层即政治局常委的这种分工又确实存在着。

　　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最早是毛泽东[MaoZeDong]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据他后来解释，提出的初衷，一是想摆脱处于一线的一些繁杂工作，集中精力思考大事。他曾在党内提出在适当时机辞掉两个主席，即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最终后者辞了，前者没辞。二是“准备后事”，“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毛泽东[MaoZeDong]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此后，中央工作并没有明确的“一线”“二线”之分。大约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的情况较为明显了。毛泽东[MaoZeDong]不再参加党的经常性会议，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LiuShaoQi]主持，书记处会议则由邓小平主持，大事向毛泽东[MaoZeDong]请示。这种状况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才改变。

　　实践证明，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的做法是不成功的，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仅从刘少奇[LiuShaoQi]主持一线工作这一点看，刘少奇[LiuShaoQi]的地位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刘少奇[LiuShaoQi]“第二把手”的地位是确定的，但由此认定刘少奇[LiuShaoQi]是毛泽东[MaoZeDong]选定的“接班人”却值得商榷。

　　通常认为刘少奇[LiuShaoQi]是毛泽东[MaoZeDong]选定的接班人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1959年刘少奇[LiuShaoQi]当选为国家主席；二是1961年毛泽东[MaoZeDong]同蒙哥马利的一次谈话。

　　刘少奇[LiuShaoQi]当选国家主席，如前所述，主要基于毛泽东[MaoZeDong]退居二线的考虑。何况在我国的领导体制中，国家主席只是名誉职务，并没有实际权力。事实上，在最初考虑国家主席人选时，除刘少奇[LiuShaoQi]外，还考虑过朱德、董必武等。由于朱德力辞，同时考虑到年龄、党内分工等原因，并由毛泽东[MaoZeDong]出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加以解释，刘少奇[LiuShaoQi]才得以当选。因此以刘当选国家主席来作为刘是毛认定的接班人的依据似乎不充分。

　　毛泽东[MaoZeDong]1961年9月在武昌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倒是明确说过他的继承人（即接班人）是刘少奇[LiuShaoQi]。关于这次谈话的记载有两个版本。

　　蒙哥马利在他回国后写的《三大洲》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LiuShaoQi]。我问，刘以后又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他本人将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他们在中国能够为自己解决这件事。”以外交部官员身份陪同蒙哥马利在华参观并参加这次谈话的熊向晖的回忆，同蒙哥马利的叙述大体一致。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MaoZeDong]说：“很清楚，是刘少奇[LiuShaoQi]，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LiuShaoQi]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MaoZeDong]说：“刘少奇[LiuShaoQi]之后的事我不管……”（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页。）

　　这次谈话通过蒙哥马利的著作捅向了全世界，我国外交部也曾以内参的形式在国内小范围作过通报，自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但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MaoZeDong]并没有在党的会议上提及此事，从笔者目前了解的资料看，也没有在党的高层中进行过议论。毛泽东[MaoZeDong]在其他外交场合包括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均没有做过如此明确的表示。选定接班人这样关乎党的前途的大事，竟只和一个西方人士谈及，似乎有悖常理。

　　这个事件中有一个背景细节似乎被人们忽略了。据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在太原、包头、西安、洛阳等地参观时，十分关注毛百年以后的接班问题，多次委婉地向接触的群众及熊本人提出询问。这一动向熊向晖及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于是，毛泽东[MaoZeDong]同蒙哥马利谈话之前，已经对此问题作了准备，甚至还问过熊向晖“接班人”同英文“successor（继承人）”的不同含义。

　　蒙哥马利在同毛泽东[MaoZeDong]交谈时，兴趣点似乎并不在刘少奇[LiuShaoQi]身上，而是在毛刘这一代人之后。在毛泽东[MaoZeDong]回答接班人是刘少奇[LiuShaoQi]之后，蒙马上接问刘以后是谁，毛以“刘少奇[LiuShaoQi]之后的事我不管”作答，话题就此打住。显然，蒙哥马利更想了解的是毛刘这一代人之后的接班人问题。

　　可以佐证的是，在美英等国近期解密的档案中，也透出当年的这种动向。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一直在关注中国高层的动向，特别是毛之后的接班人问题，并作过种种推测。（参见胡礼忠：《美国中情局五次预测毛泽东[MaoZeDong]接班人》，《世纪》2008年第4期。）

　　联想到蒙哥马利的关注点，想必这之间应该不是巧合。

　　那么，从以上细节中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MaoZeDong]在同蒙哥马利的谈话前，已从熊向晖的汇报中以及其他渠道，得知西方国家在密切关注中国政局的动向，特别是关注毛以后的接班人问题，而毛泽东[MaoZeDong]的回答，则更多带有外交上的策略意义。

　　从七大到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毛泽东[MaoZeDong]对刘少奇[LiuShaoQi]是信任和倚重的。尽管其间有过高饶事件的波折，但最终得以平息。在这段时间里，毛刘的关系应该还不是“接班”与“被接班”的关系，毛刘基本是同一代人，开国初期还都年富力强，考虑接班问题为时过早。而在进入晚年需要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MaoZeDong]的思路已开始偏离了。这种偏离，预示着党将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