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持敷衍说者，则觉得老舍[LaoShe]是个很场面的人，回国时已年届半百，经历的沧桑世事，已使他不可能像毛头小伙子一样稀里糊涂地被政治迷魂汤灌醉，凭着一时冲动就挥拳出手。他写完《龙须沟》以后，被树为文艺界的样板，这实际上是把他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他经常陷于一种尴尬无奈的境地，什么都要他以“人民[RenMin]艺术家”的姿态进行宣传。他无法摆脱这些，何况政府对他很厚，不仅有经济待遇，而且还有自由选择职业的空间，难怪梅娘说过：“老舍[LaoShe]被政府养起来了。”但老舍[LaoShe]事事洞明人情练达，他深知上面派给他场面上迎来送往的差使，只是些口吐八股的应酬。他不得不在希望保持自己[ZiJi]的写作独立性和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之间尽量周旋和敷衍，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他在批斗会上的发言、表态，绝不是有种文人惯常使的落井下石刺刀见血的大批判[PiPan]，而是一种走过场的应景之作，且仍不失他特有的幽默风范。

　　据资料证实，仅在50年代，老舍[LaoShe]就几乎身临其境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PiPan]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开始，到批判[PiPan]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再到批判[PiPan]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PiPan]“丁、陈反党集团”，批判[PiPan]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右派言论。无论是否自觉自愿，在有关的批判[PiPan]会上，作为与会者的老舍[LaoShe]，须“痛斥”批判[PiPan]对象，表达自己[ZiJi]与“党和人民[RenMin]一致”的坚定立场；有时，还须以一位文艺界的代表、具有某项领导者的身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PiPan]文章。

　　以老舍[LaoShe]在第一届全国人民[RenMin]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对宪法草案上所规定的“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是由衷地感到高兴。解放前，“我们[WoMen]的嘴被堵住，我们[WoMen]的笔被迫而放下来，我们[WoMen]连闲谈的时候都得防备着隔墙有耳！我们[WoMen]往往因为写了一封信而被囚禁起来。我们[WoMen]之中有不少人受过毒刑，甚至丧掉生命！那时候的图书审查制度……不仅剥夺了我们[WoMen]的出版自由，而且污辱了文艺！”，但当他渐渐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因言论而获罪，他难免内心也流露出抵制的情绪。比如，对于诸多的招待会、纪念会、欢迎会、欢送会等等，老舍[LaoShe]明确提出来，应妥为安排。因为，他常常听三次同一内容的传达报告，至少耽误两个半天的写作时间；也常同时接到同时开会的三四份通知，都写着“务请参加”，闹得手足无措。这时候的老舍[LaoShe]，已经开始在“大”的歌颂的同时，为自己[ZiJi]提点“小”的要求和意见：“给我们[WoMen]充裕的时间去学习，去体验生活，去安心写作。”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老舍[LaoShe]一直是以一种知恩图报的心情不知疲倦地创作着。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想的是如何报答人民[RenMin]对他的信任。“政治热情就是那股力量。”“只有写出好的剧本来，我才对得起人民[RenMin]给我的光荣。”

　　事实上，从老舍[LaoShe]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不难发现，老舍[LaoShe]早在1954年，就敏锐感觉到了当时[DangShi]文艺界在批判[PiPan]俞平伯的运动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但他只是既犀利又不失温和地以弦外之音提醒注意：“旧日衙门里那种信任谁、怀疑谁的态度不应存在于我们[WoMen]的团体里、事业里。……以《文艺报》说，应使大家热爱它，而不应使大家怕它。……批评这个武器若只拿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TaMen]便会专制。……干部工作太多的应适当减少。身兼数职，便高高在上，点头摇头，自谓掌握原则，实则丢失了原则。原则不会脱离实际工作而凭空存在。我相信发言的不是单纯地揭发别人的错误，而是愿意自己[ZiJi]在这次斗争中学习。”这些话在当时[DangShi]说来，是很有分量的。

　　据中国作协前秘书长张僖回忆，在中国作协从1955年8月初到9月初批判[PiPan]“丁陈反党集团”的那段时间，“许多事情并不像后来有些人回忆的那样简单，似乎只有几位领导在台上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对丁陈抱有同情，而默不做声。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所见到的事实是，在现场的许多领导、许多名人、许多作家，在会场上都是同仇敌忾，像高喊：‘冯雪峰站起来！’‘丁玲站起来！’还有一些人喊着更激烈的口号。他们[TaMen]不是被人指派的，他们[TaMen]有的或是想当众表示自己[ZiJi]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击，或是想让领导看看，或是迫于当时[DangShi]环境的压力，或是出于真心，或是被领导的威望所蒙蔽——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场面非常激昂！这就是当时[DangShi]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遗憾的是，张僖为了给众多人民[RenMin]心目中的“尊者”和“贤者”隐讳，把当时[DangShi]历史场景的许多细节“春秋”掉了。

　　不过，他的“只言片语”还是留下了一些催人警醒的历史场景。比如，“正因为这样无助，丁玲和冯雪峰才会有那样难以名状的悲痛，甚至他们[TaMen]自己[ZiJi]都以为自己[ZiJi]犯了错误，只不过不是故意的罢了。那会场真是一个‘场’，到了那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态，在那个‘场’里，人们的心都被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牢牢掌握了。我感到人就像一个无法掌握自己[ZiJi]命运的木偶。”

　　遗憾的是，老舍[LaoShe]也不能例外。虽然季羡林以老舍[LaoShe]最后的投湖来说明，老舍[LaoShe]“是决不会污蔑别人的，他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他也不会去跳太平湖”。“如果说知识分子互相揭发，那怪不了知识分子，这账也不能记在知识分子头上，他们[TaMen]是被迫。”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MeiYou]我们[WoMen]所想的那般单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