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有些被批判[PiPan]者在事后的反馈看，对老舍[LaoShe]式的批判[PiPan]还都是理解和接受的。以老舍[LaoShe]批判[PiPan]吴祖光为例，“反右”开始以后，老舍[LaoShe]为批判[PiPan]吴祖光而写的《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一开篇就表明：“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侮辱”这字眼已经用得够激烈。在列举了吴祖光过去是怎样“把自己[ZiJi]伪装起来，玩弄两面派的手法”的具体事例之后，呼吁“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MeiYou]出路，现在更没有[MeiYou]出路。”

　　但当1986年，吴祖光追忆起老舍[LaoShe]当初对他的批判[PiPan]，竟与受批判[PiPan]的胡风怀着一样的心情，感觉当时[DangShi]：“他的批判[PiPan]是言不由衷的，他的内心是痛苦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他那时就能“从老舍[LaoShe]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

　　事实上，老舍[LaoShe]对许多被批斗者，都有过令他们[TaMen]难忘的在批判[PiPan]过后的慰藉：1960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的丁玲，因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头衔并未被剥夺，被召回北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在会场上，遇到许多熟人，她巴望着哪怕有一个人过来能跟她说一句话，可是没有[MeiYou]。这时，与她素无深交的老舍[LaoShe]，却当着众人的面，主动走过来跟她握手，大声问：怎么样？还好吧！吴祖光被遣送北大荒以后，老舍[LaoShe]见到新凤霞，鼓励她勇敢面对生活，要多给祖光写信。他对不大识字的新凤霞说：“写信也是学文化，像作文一样，一天写一篇，让祖光看了高兴。”一次，老舍[LaoShe]逛旧货摊，买回来一幅齐白石的画，回到家才发现，画轴签条上有吴祖光的名字，他动情地说：这可是祖光的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将来他若活着回来，我能把画儿亲手还给他，该多好！后来，老舍[LaoShe]真的在街上遇到回京探亲的吴祖光，了了这桩亲手还画的心愿。吴祖光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老舍[LaoShe]却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MeiYou]能力把你家卖掉的画全买回来还你。”

　　再比如，都已经到了1964年的下半年，康生、江青开始“围剿”阳翰笙写的《北国江南》。而老舍[LaoShe]此时应邀到安徽访问，他在看了批判[PiPan]《北国江南》的文章后，还接二连三地给阳翰笙写信。“他在信里只字不提报纸上的批判[PiPan]，也没有[MeiYou]一句安慰的话，只谈他在安徽的行踪……此外，就是要我保重身体。有一封信写得很长，详细叙述了他观山玩景时的舒畅心情。”阳翰笙自然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他的内心的不平，看出他对我的处境和健康的关心。他那些信的弦外之音，是在安慰我，鼓励我”。这种“危难之中见交情”，让阳翰笙感动非常，他以为这“表现了老舍[LaoShe]的为人，表现了他一贯的正义感，对邪恶、淫威、暴虐的蔑视和无畏”。

　　这正像王富仁所深刻分析的，老舍[LaoShe]这种“重人情、讲礼仪”的“本质”与他作为“底层出身的满族人”密切相关。但他认为老舍[LaoShe]的重人情、讲礼仪是出于“自卫性质”。“他希望自由，不愿把人裹在重重礼仪的外表之中，但他不愿加害于人，也不愿意别人加害自己[ZiJi]。他是自抑的，宁愿委屈自己[ZiJi]，也不愿伤害别人，因而他处处考虑对方的心理，以对方所乐意的方式对人。这种自抑性格使他把委屈留在自己[ZiJi]的心里，永远有一种忍辱负重的感觉。没有[MeiYou]这种性格，一个像老舍[LaoShe]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无法在中国的社会中生存，更无法得到周围人的同情和帮助。”

　　严家炎则用“外圆内方”来解释老舍[LaoShe]这样的为人和行为。他表面上很随和，待人也很亲切。但又有极强的自尊，即有他刚烈的一面。当在“文革”中无法忍受种种的折磨和侮辱，那种深入骨髓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观念引导他走向绝路。

　　许纪霖在探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时，专门指出有一种“外圆内方”的类型：“现实是如此的恐怖，人们不可能没有[MeiYou]顾虑，或为生命，或为家庭，或为事业，超越生死毕竟是罕见品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要求太高。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TaMen]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我以为，相对来说，这样的解释用在老舍[LaoShe]身上是合适的。因为老舍[LaoShe]对别人的批判[PiPan]，并非完全没有[MeiYou]攻击性，并非没有[MeiYou]给别人造成过伤害。纵使有胡风、吴祖光理解、体谅老舍[LaoShe]批判[PiPan]时的心境，但对当时[DangShi]已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来说，记忆就没那么“异常的温暖”了，而是“听了很难过”。他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LaoShe]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尊重老舍[LaoShe]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老舍[LaoShe]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WoMen]看一看这些人的创作实践，不是就很清楚吗：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TaMen]脑子里没有[MeiYou]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这番“上纲上线”的话，的确令从维熙和刘绍棠这两位刚在文学上起步的年轻作家深感痛心。

　　如果说，从维熙感到的是绝对的委屈，受了冤枉，除此之外，刘绍棠还有可能感到，老舍[LaoShe]是在借批判[PiPan]来“报复”他。事出有因，周扬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第一次提到中国有四位语言大师——巴金、茅盾、曹禺、老舍[LaoShe]。年轻作家刘绍棠在会后表示不服，“俏皮”地表示，其中只有三位可以“当选”，“意思是老舍[LaoShe]不够资格”。这话传到老舍[LaoShe]耳朵里，老舍[LaoShe]自然极为不悦。从老舍[LaoShe]写的几篇涉及批判[PiPan]刘绍棠的文章或发言来看，里面明显流露出不快意的情绪。

　　所以，面对老舍[LaoShe]同一时期的作品，我常有困惑之感。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老舍[LaoShe]，哪个才是真实的老舍[LaoShe]。也许两者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