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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与“文革”：为什么力主不杀江青？--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
5月，陈云被下放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调查，学习“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中的“六厂二校先进经验”。从小做过学徒的陈云，看到工厂到处被砸烂规章制度的“斗、批、改”浪潮冲击，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忍不住给叶剑英写信，请他转周恩来报毛泽东[MaoZeDong]，指出规章制度有些不该废除的也冲垮了。他举例说，比如在几个人共同操作的机器开动前必须按警告电铃，以便每个人都做好准备，避免事故，这个安全操作规程“绝不能废除”。
10月17日下午，陈云由中央[ZhongYang]办公厅统一安排到首都体育馆观看乒乓球表演。表演结束后，他和董必武、朱德等一批老同志被意外地通知到后台开会。周恩来向大家宣布毛泽东[MaoZeDong]和中央[ZhongYang]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同志在20日之前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并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GongZuo]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ZhongYang]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
陈云被安排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住在距离工厂1公里的南昌郊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进厂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大家对他如何称呼。江西省为了保密，对下面只说他是“北京来的客人”，还说这个“客人”“有右倾错误，但还是中央[ZhongYang]委员，对他要注意安全，还要向他宣传毛泽东[MaoZeDong]思想”。但是大家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过去在报纸上常见的中共中央[ZhongYang]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于是，有一个工人试着叫他“老首长”，见没有遭到厂领导的异议，这个称呼就被大家通用起来。而陈云则给自己起了个化名陈元方，这是他从两个孩子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
虽然离开了政治风云中心北京，但陈云仍然关心着国家[GuoJia]的生产。1971年9月，他在听汇报时指出：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不利的就是错误的！当听到当地两派群众组织都有过打人的现象时，他说：打人在历代都是犯法的！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MaoZeDong]对自己的错误有所改正。主持中央[ZhongYang]工作[GongZuo]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毛泽东[MaoZeDong]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
1972年4月，中央[ZhongYang]批准陈云返回北京。4月21日，陈云到化工厂向工人和干部话别。上午，他还向工厂的负责人谈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和建议，重复了他过去的一贯看法：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WoMen]吃什么？国民经济怎么发展？国家[GuoJia]怎么发展？他还反复强调要提高效率，注意节约。
4月24日，陈云回到了北京。6天之后，他在国务院的安排下，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7月，他给党中央[ZhongYang]和毛泽东[MaoZeDong]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安排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GongZuo]，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下面作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MaoZeDong]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GuoJia]政治活动的陈云，和王震、苏振华、杨勇等一起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前又冠以“副总理”的字样出现在报纸上。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陈云在中央[ZhongYang]有关会议上就自己所知进行了积极的批判揭发。然而“四人帮”一伙仍在全国各地兴风作浪。1972年6月，中央[ZhongYang]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做了检讨自己“历史错误”的报告。在周恩来困难的时刻，陈云挺身而出，针对江青集团栽赃周恩来的“伍豪启事”发言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ZhongYang]。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WenTi]，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他还写出书面发言说：“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从江西回到北京，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GongZuo]，协助周恩来开拓外贸工作[GongZuo]。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ZiBenZhuYi]国家[GuoJia]遇到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GuoJia]的极度不安。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ZiBenZhuYi]两大阵营的壁垒开始松解，发达国家[GuoJia]和发展中国家[GuoJia]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增多。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GongZuo]的领导和研究。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GongZuo]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GongZuo]的新开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抓住时机，大胆地提出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ZiBenZhuYi]”、利用外资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