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ZhongYang]工作[GongZuo]会议召开后，陈云表示完全同意中央[ZhongYang]关于把工作[GongZuo]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要解决“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WenTi]和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WenTi]。其中包括：重新审查所谓“六十一人集团”和陶铸、彭德怀等人的结论，肯定天安门事件，结束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审查“文革”中有严重问题[WenTi]的康生等。他强烈表示：“这些问题[WenTi]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搞清“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ZhongYang]开个口”。陈云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使会议突破了原定的框框，开成了一次解放思想、集中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成为党和国家[GuoJia]拨乱反正的一个伟大起点。

　　为了纠正经济方面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在中央[ZhongYang]工作[GongZuo]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不能到处紧张，要多进口一些粮食，把农民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这是第一次把比例失调的问题[WenTi]摆到全党面前。全会对陈云的意见给予了高度重视，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不久，陈云、李先念又联名写信给中央[ZhongYang]，建议用两三年时间调整经济，把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大体调整过来。中央[ZhongYang]政治局会议研究后表示赞同。经过纠正上述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的“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遗留的错误，党和国家[GuoJia]摆脱了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是和陈云的重要贡献分不开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ZhongYang]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会后，他面临着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及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大量问题[WenTi]。当时曾经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另一种认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团的犯罪内乱，只能通过审判处理。陈云提出了有独到见解的意见，他认为：

　　首先，要把毛泽东[MaoZeDong]发动“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的动机和后果区别开来。陈云说：“关于对‘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的估计，毛泽东[MaoZeDong]发动‘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这个问题[WenTi]需要作一个总结，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他还说：“关于对毛泽东[MaoZeDong]的评价问题[WenTi]。‘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不能说毛泽东[MaoZeDong]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WoMen]对毛泽东[MaoZeDong]的评价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WenTi]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WenTi]，也是世界的问题[WenTi]。”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WenTi]的决议》时，陈云又提出了增加建国前28年历史的建议，对邓小平要求充分肯定毛泽东[MaoZeDong]历史功绩的原则，给予了有力支持。

　　其次，要从制度方面认识发生“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的原因。陈云说：“关于‘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的经验教训，这关系到民主集中制。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WoMen]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从1958年起，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中，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这其中有许多帮倒忙的人。”后来，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发生的根本原因。”

　　再次，对“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中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和帮助，树立正确的党内风气。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有4位在“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期间和其后两年犯有严重错误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辞职。陈云指出，对这些同志应该全面地考查，既应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还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不赞成“扭住不放”，检讨没有完没有了。同时，他也严肃地指出，这些同志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应该想一想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

　　最后，对“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中犯有罪行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处理。陈云曾对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十年干尽坏事。而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即使对江青集团的首犯，陈云也不主张完全按刑事犯罪处理。审判“四人帮”前，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事实证明，不杀的处理在国内外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根据陈云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审判名单，由原来的100多人集中到10个主犯。

　　“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是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互交织、严重混淆的错误政治运动，延续时间长，规模大，解决起来很困难。陈云在复杂形势下善于冷静思考，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正像他所说的“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为党和国家[GuoJia]渡过急流险滩，走向胜利的彼岸，作出了重要的引导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