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织罪名

　　庞万举说：“你们可以问一问，我的材料[CaiLiao]是怎样形成的？王墨恒专门负责帮助我写材料[CaiLiao]，我文化水平低，但我确实没有[MeiYou]这些事，写不出来，就是叫我编，我也编不出来。王墨恒是按照郭其队长指示，所以他说一句，我写一句，是由王墨恒写出几大条来我再一条一条地写，王墨恒怎么说，我怎么写，我不会写的王墨恒给我写，然后我再抄，由王墨恒审查，不知改了多少遍，翻来覆去写了二十多天。”“有一天吴莲芳拿一份材料[CaiLiao]，说是余德祥写的，吴莲芳叫我抄写，我说天太晚了，有些字不认识，让我拿家去写吧。好说歹说算是同意了。记得我抄了这样的内容：台湾有我的名字了，我是中校，穿将校呢衣服。第二天，我把余德祥写的材料[CaiLiao]交给了吴莲芳。”现在他们[TaMen]很可能不会认账，但“我的材料[CaiLiao]和余德祥的材料[CaiLiao]，能对出同样的事来”。

　　余德祥交代[JiaoDai]工作[GongZuo]队到商店前后的思想动态时说：当时我有四怕思想，怕影响老婆孩子的进步；怕爱人离婚；怕加重处分；怕逮捕法办。有心找老崔和小庞研究，但是又不敢，整天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回家也不愿意说话，干啥也没心了，认为我算完蛋了，这一次非进去不可，我比政策示范大会上哪一个的问题[WenTi]都严重，人家都没有[MeiYou]现实（指现行问题[WenTi]），就我有，所以对爱人没法说，就在她的日记本写上了：根据我的问题[WenTi]，将来说不定要进去，你应该注意身体，把孩子照看大了。如果我要有意外，你不要有其他想法，现在你也不要管我的事了，不要为我着急上火，你自己要为今后长远打算。

　　我又去南广场为我看小孩的老太太家，并对她说：我在这次运动中问题[WenTi]很严重，就怕将来得进去，你代我劝劝（孩子）他妈，今后心要放宽些，请你受点儿累，帮助把孩子拉扯大了。

　　斗了一天，晚上回家后，也不吱声，我爱人也不和我说话，我就一连抽了几支烟，在屋里来回地走，这时就下了死的决心。就往邮政局那边走，想去花园投河，走到邮政局时，想了想前前后后的事，在家里受老婆的气，特别吃累，家里的活儿都是我干；在商店和居民组里都监督我，各方面都不自由，问题[WenTi]没闹清楚，反而又加个罪名，他们[TaMen]把罪名都加到了我身上，他们[TaMen]就没事了。

　　再想，政策示范大会上，有12条血债的都能从宽，看来党的政策是说一不二的，工作[GongZuo]队是按“二十三条”办事的。同时我又想，工作[GongZuo]队对我这样的人，也做到了耐心的帮助，等待我回头，对我说，只要坦白交出黑心，就能得到从宽。这样一想，就又有了一线希望，我现在不能死，再观察观察，然后再作打算。

　　就这样，我又回来了。

　　三兄弟都有所谓思想斗争的过程，由最初的“不认罪”，“不交代[JiaoDai]”，到“逐步坦白”、“互相揭发”、“彻底交代[JiaoDai]”。

　　1966年8月1日，社教工作[GongZuo]队与三商店党支部形成了《关于长百第三商店反党反社会主义小集团综合材料[CaiLiao]》，材料[CaiLiao]达万余字，建议司法机关依法管制。

　　1966年9月，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认定，崔振卫、余德祥、庞万举于1962年间，结成“三兄弟”反革命[FanGeMing]小集团，有计划、有目的、有分工地进行阴谋策划，发展组织，夺取民兵枪支，里应外合配合蒋帮反攻大陆，进行反革命[FanGeMing]复辟。据此以反革命[FanGeMing]判处崔振卫管制3年，余德祥管制4年，庞万举因有检举[JianJu]立功表现，免予刑事处分。

　　平反

　　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到基层，崔振卫、余德祥、庞万举3人开始不断申诉，要求落实政策，洗清13年的不白之冤。1980年4月14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向崔振卫、余德祥、庞万举等3位被告人，送达“刑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上列被告人因反革命[FanGeMing]一案，于1966年被我院分别判处管制刑罚。经复查认为，崔振卫、余德祥、庞万举三人组成的所谓“反革命[FanGeMing]集团”主要是轻信了庞万举的假交代[JiaoDai]后，又对崔振卫、余德祥搞了逼供信，而造成一起假案，原判认定事实失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纠正。故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撤销我院（66）长宽法刑字第二十七号判决，宣布崔振卫、余德祥、庞万举无罪。

　　冤案大白于天下，一纸平反通知书来得不易。他们[TaMen]是普通的人，活得卑琐、艰难，甚至没有[MeiYou]人介意他们[TaMen]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失去的毕竟太多，家庭、事业、儿女前程……然而，一切还能从头开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