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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的经济：1978年4个大学生凑不出5分钱--国家史册
核心提示：降价了！大家[DaJia]围上去，你挑我拣，最后大家[DaJia]一致选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底有圆珠笔手写的字遮在原价处：五分。于是大家[DaJia]全都慷慨起来，争抢着掏钱付账。然而这时出现了尴尬的事：四个大学生[XueSheng]倾囊相凑，居然付不起五分钱。
本文摘自《呼喊》，作者：凌志军、马立诚，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学校园匆匆忙忙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新生。新一届学生[XueSheng]的入学时间是1978年2月。校园里面满目疮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迹。大字报、大标语挂在墙上飘飘扬扬，毛主席的语录四处张贴，清晰可见，有如《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副编审岑献青所说，“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院的主人”。尽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学生[XueSheng]却在不断地涌进来。又过了8个月，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学生[XueSheng]也进来了，然后是第三批。一个[YiGe]新的名词成为流行用语：“新三届”，用来特指这三批入学的大学生[XueSheng]。这是相对于“老三届”来说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他们[TaMen]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的主力横扫天下，又纷纷落难江湖，漂流四方。现在，他们[TaMen]竟成了大学校里“新三届”的主要部分。
大学校里一下子就集中那么多的人，也集中了那么多的故事。一场空前绝后的考试，结果就出来了一群空前绝后的学生[XueSheng]。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已经是父母。父母和他们[TaMen]的孩子都去上学。“我总以为我经历了很多，无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心灵的苦难”，岑献青说。他在这个春天走进北京大学[BeiJingDaXue]。他有一个[YiGe]当过伪保长的外祖父，一个[YiGe]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供职，又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上吊自杀，母亲是右派，父亲则是走资派。在拿到北京大学[BeiJingDaXue]的录取通知书之前，他已经在一个[YiGe]小煤矿里生活了20年。他就是带着这些走进北京大学[BeiJingDaXue]的。不料他在这里却发现，他所遭遇的苦难，与他的许多同学相比，真是算不上什么。“很多同学所经历的苦难比我更要深重许多倍，”他说，“几乎每一个[YiGe]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充满辛酸血泪的故事。”但是，“新三届”现在不再说这些过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们[TaMen]太珍惜现在的生活了。“一种生命的紧迫感骤然而至”，岑献青在谈起那个时候北京大学[BeiJingDaXue]的生活时写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老师们又回来了。他们[TaMen]面前的这些学生[XueSheng]曾经那么凶恶。给他们[TaMen]戴高帽、挂木牌，强迫他们[TaMen]把腰弯到地面上，把他们[TaMen]叫做[JiaoZuo]“黑帮”、“学阀”，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现在，一个[YiGe]个满脸的求知欲望，又重新把他们[TaMen]叫做[JiaoZuo]“老师”或者“先生”了，重新给他们[TaMen]倒开水了。北京大学[BeiJingDaXue]的孙玉石先生说：“作为那时给他们[TaMen]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MeiYou]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另一位老师，袁行霈先生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YiGe]交响乐团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团”全都解散了。新组成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学社。起名叫做[JiaoZuo]“早晨文学社”，或者叫做[JiaoZuo]“五四文学社”。北京大学[BeiJingDaXue]一个[YiGe]欣欣向荣的刊物叫做[JiaoZuo]《未名湖》。32号楼前办起了文学社的作品专栏，用的还是那个很朝气蓬勃的名字“早晨”。每逢吃饭时间，很多人端着饭碗挤在那里边吃边看边评论。那时候很多学校连个像样的食堂也没有[MeiYou]。菜真是便宜，几分钱就买到一大盘，但是却没有[MeiYou]桌子和板凳。学生[XueSheng]们排很长的队买到饭以后，就把饭碗端在手上，把菜盘放在地下，蹲成一圈，一边吃一边说话。同学们之间不谈女人或者男人，也不谈谁左谁右谁有钱谁有一个[YiGe]好爸爸，“大款”这个词还要过好几年才发明出来，大家[DaJia]只谈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全都是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不过，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是空的，没有[MeiYou]钱，其中最贫穷的同学已经可以享受全额助学金，每月十九元五角。这点钱在买了最简单的衣食用品之后，就一点也不剩了。有一回北京大学[BeiJingDaXue]里的四个学生[XueSheng]去逛街，一条街走到头，却没有[MeiYou]谁肯掏钱买东西。再转头往回走，忽然看见新华书店门口推出一辆平板三轮，上面一堆旧书。降价了！大家[DaJia]围上去，你挑我拣，最后大家[DaJia]一致选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底有圆珠笔手写的字遮在原价处：五分。于是大家[DaJia]全都慷慨起来，争抢着掏钱付账。然而这时出现了尴尬的事：四个大学生[XueSheng]倾囊相凑，居然付不起五分钱。于是大家[DaJia]扔下那小册子，仰天大笑离去。这些人全都经历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不仅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觉得不好意思，还会认为自己是一步登天了。就好像岑献青说的：“谁能告诉我，我是在哪一世修下的福？”